神经外科会诊是医院外科医生介绍和讨论各种疑难杂症的，通常安排在星期四上午九点召开。特别会诊会几乎没开过，医生聚到一起实在不容易。可是现在，半圆形的阶梯房间里坐得严严实实，一排排医生身穿白大褂，苍白的脸都朝下望着埃利斯。埃利斯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说道：“你们许多人都知道，神经精神病研究室明天上午将为病人实施边缘节奏步骤——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三阶段。”
听众没有做声，也没有动静，珍妮特·罗斯站在阶梯房间门旁的角落里望着眼前的情景，纳闷他们的反应竟会如此冷淡。但这也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医院里的人都知道，神经精神病研究室一直在等待获得一个令人满意的第三阶段对象。
“我要求你们，”埃利斯说，“在介绍病人的时候不要提问。他是个很敏感的人，心神不安。我们觉得带他进来之前你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他的精神病背景。下面请今天到会的精神病专家罗斯医生给你们作个简要介绍。”埃利斯朝罗斯点头示意，罗斯走到房间中央。
她抬头看看阶梯座位上的一排排脸，一时间感到无话可说。珍妮特·罗斯长相漂亮，瘦长的身材，深黄色的头发。她总觉得自己太瘦了，骨瘦如柴，常常希望自己能多几分柔柔的女人味。不过她知道她的长相很引人注目，在男人占统治地位的这个职业里泡了十年，三十岁的罗斯已经学会了利用这一优势。
她把双手反靠在背后，吸了一口气，开始简要介绍起来。罗斯的介绍爽快扼要，言简意赅，正是适合大型会诊的理想发言。
“哈罗德·富兰克林·本森，”她说，“今年三十四岁，是一位计算机专家，此人身体一直很好。两年前他在圣莫尼卡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事故后他失去知觉，具体昏迷时间不详，之后他被送进当地医院，接受了一整夜的观察，第二天康复出院。他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平安无事，之后开始出现他所谓的‘暂时性记忆丧失’。”
听众默不作声，目光向下注视着她，静静地听她发言。
“这种记忆丧失大约每月出现一次，持续时间为几分钟。记忆丧失的先兆常常是能闻到一种难闻的怪味。饮酒后记忆丧失频繁出现。病人曾请教过当地的内科医生，医生说他工作太辛苦，建议他减少酒量。本森照办了，可记忆丧失依然出现。
“一年前——车祸发生的第二年——他发觉记忆丧失越来越频繁，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他常常在恢复知觉后发现自己在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里。有几次，他身上留下了伤口，鼻青眼肿，衣服也撕破了，这表明他曾跟别人发生过殴打。然而，他根本不记得记忆丧失时发生了什么。”
听众会意地点点头。他们明白她给他们讲述的一切。这种病显然是癫痫综合症，可通过外科手术治疗，但也有复杂的病例。
“病人的朋友，”她继续说道，“曾告诉他说他的行为不正常，可他没把他们的忠告当作一回事。他逐渐失去了他原先和大多数朋友保持的联系。那时——也就是一年前——他还在工作中做出了他所谓的不朽发现。本森是位计算机专家，主攻人造生命或者叫机器智能。他说他在工作中发现机器在跟人类进行竞争，机器最终将主宰世界。”
这时，听众中发出了阵阵低语声，罗斯的这段话引起了他们，尤其是精神病医生的兴趣。她能看见她那位年迈的教师曼依双手托着下巴坐在最高一排的座位上。曼依心里一清二楚。
“本森把他的发现告诉了尚未离开他的朋友。他们建议他去看看精神病医生，这使他恼羞成怒。去年，他愈加坚信机器正在图谋主宰世界。
“接着在六个月前，病人因被怀疑殴打一名飞机机械师而被拘捕。由于无法对证，指控被撤消。但这件事弄得本森紧张不安，他只得去寻求精神病医生的帮助。他隐隐约约地怀疑反正他就是那个毒打机械师的人。他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可这隐隐约约的怀疑一直留在了他的心头。
“四个月前，也就是１９７０年１１月，他被交给了大学医院的神经精神病研究室。根据他的病史——脑部受伤，间歇性暴力行为，暴力行为前能闻到怪味，他被认为可能患有现在叫作ＡＤＬ的病，即急性无抑制伤害综合症。这是一种器质性病，患者周期性地丧失其对暴力行为的抑制。正如你们所知道的，神经精神病研究室现在只接收可治疗的器质性行为失调病人。
“神经病情检查完全正常。脑电图记录完全正常，脑波活动无反常。酒精摄取后再次进行了检查，发现有异常迹象。脑电图显示病人大脑的右颞叶有发作活动。因此，本森被认为是第一阶段病人——这是对ＡＤＬ综合症的明确诊断。”
她停下来歇歇气，也让听众消化一下她刚才对他们讲的一番话。“病人是个很聪明的人，”她说，“我们已向他解释过病情。我们告诉他说他的大脑在车祸中受了伤，于是患了一种产生‘思维发作’的病——是心理的发作而不是身体的发作，导致失去抑制并产生暴力行为。我们告诉他这种综合症已受到深入的研究，可以得到控制。于是他开始接受一系列的药物试验治疗。
“三个月前，本森因殴打他人受指控而被捕。受害人是个袒胸露臂的舞蹈演员，二十四岁，这个跳舞的后来撤回了对他的指控。医院方面稍许为他作了点调停工作。
“一个月前，药物试验疗程结束。结果，使用的任何一种药物或联合用药都没有给本森的病情带来好转。因此，他是一个第二阶段患者——抗药物的ＡＤＬ综合症患者。于是他被安排接受第三阶段的外科手术，这就是我们今天将要讨论的。”
她停顿了片刻。“在我带他进来之前，”她说，“我想再补充一句，他昨天下午袭击了一名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把他打得够惨的。他的手术安排在明天，我们已说服警察把他交给我们监护。但从法律意义上说，他仍因殴打的指控在等候提审。”
她转身出去带本森进来，房间里寂静无声。
本森就坐在半圆形阶梯房间外的轮椅里，身上穿着医院发给病人的蓝白条睡衣。珍妮特·罗斯出现时，他笑了。“你好，罗斯医生。”
“你好，哈里，”她也朝他笑笑，“你感觉如何？”
当然，他感觉如何罗斯是一目了然。本森紧张而又害怕：他的上嘴唇上冒出了汗珠，肩膀畏缩着，双手握着拳头放在膝盖上。
“我感觉很好，”他说，“真的很好。”
本森后面是推着轮椅的莫里斯，还有一个警察，她对莫里斯说：“他也跟我们进去吗？”
没等莫里斯回答，本森用轻蔑的口气说道：“我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
警察点点头，显出一副尴尬的神情。
“好吧，”她说。
她打开门，莫里斯把本森的轮椅推进阶梯房间，一直推到埃利斯跟前。埃利斯迎上来和本森握手。
“本森先生，见到你很高兴。”
“埃利斯医生。”
莫里斯掉转轮椅，让本森面对阶梯房间里的听众。罗斯坐到一边，朝呆在门旁想避开众人视线的警察瞥了一眼。埃利斯站在本森旁边，本森的双眼望着一面磨砂玻璃，玻璃上夹着十几张调光照片。他似乎意识到了这些是他的颅骨光照片。埃利斯发觉后关掉了磨砂玻璃后的电灯。Ｘ光照片变成了黑糊糊的一片。
“我们请你到这里来，”埃利斯说，“是要你回答这些医生提出的一些问题。”他指指坐在排成半圆形的座位上的男人。“他们不会让你感到紧张的，是吗？”
埃利斯信口问了一句，罗斯皱皱眉头。她出席过几百次这样的大会，每次总少不了要问病人俯视着他们的医生是否让他们紧张不安。病人在回答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时总是否认自己感到紧张不安。
“他们当然使我紧张，”本森说，“见到他们谁都会紧张。”
罗斯忍住没笑出声来，谢天谢地，她心里在想。
接着本森说：“如果你是一台机器，我把你带到一帮计算机专家面前，他们想找出你的毛病并把你修好，这会怎么样呢？你会有何感受呢？”
埃利斯感到慌乱无措。他用手理了理日见稀疏的头发，朝罗斯看了一眼。罗斯摇摇头，示意根本不行。这不是探究本森的精神病的地方。
“我也会紧张的，”埃利斯说。
“是啊，”本森说，“这下你明白了吧？”
埃利斯咽了口口水。
他是故意装怒，罗斯心想，别上他的当。
“可我当然不是机器，不是吗？”埃利斯说。
罗斯在一旁皱眉蹩额。
“难说，”本森说，“你的某些功能便是重复的和机械的。从这个观点看，它们的程序编制很简单并且相对明确，如果你……”
“我认为，”罗斯说着站起身，“我们现在也许该来听听到会者的问题了。”
埃利斯显然不喜欢有人插话，但他没有吭声。本森总算静了下来。罗斯抬头看青听众，接着后排的一个医生举手说道：“本森先生，你能否和我们详细讲讲你记忆丧失前闻到的气味？”
“没什么可讲的，”本森说，“味道很怪，就这些，很难闻，可说不出像什么气味，不知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我是说你无法确认是什么气味。记忆的磁带出现空白。”
“你能否说出它类似什么气味？”
本森耸耸肩膀。“也许像……松油里的猪粪。”
又一位听众举起了手。“本森先生，你的记忆丧失越来越频繁，记忆丧失持续的时间是否也越来越长呢？”
“是的，”本森说，“现在长达几小时。”
“你从记忆丧失中恢复过来后会有什么感觉？”
“胃里难受。”
“能再说得具体点吗？”
“有时我会呕吐。够具体了吧？”
罗斯皱皱眉头。她看得出来本森快要发怒了。“还有问题吗？”她问，心里希望不会再有问题。她抬头看看听众，房间里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
“好吧，”埃利斯说，“也许我们可以接下去讨论第三阶段外科手术的具体细节。这些本森先生早已知道，所以留下来也可以，走也可以，请自便。”
罗斯不赞同这种说法。埃利斯这是在炫耀自己，这是外科医生的本能，喜欢向大家表明他的病人不在乎开刀截肢。请——敢于请本森留在房间里是不正当的做法。
“我留下来，”本森说。
“很好，”埃利斯说。他走到黑板跟前画了一张大脑的简图。“注意，”他说，“我们理解的ＡＤＬ综合症发展过程是，大脑的某个部分受伤，于是形成一个伤疤。它就像其它身体器官上的伤疤——有许多纤维组织，许多挛缩和畸变组成。这个伤疤成为异常放电的中心，我们看到电波从中心向外扩展，犹如一块石头在池塘里激起的层层涟漪。”
埃利斯在大脑简图上点了一点，然后绕着点画了几个圆圈。
“这些电波纹引起发作。大脑有些部位的放电中心会引起一阵阵颤抖和口吐白沫等现象，其它部位则引发其它现象。如果中心在颞叶，像本森先生的情况一样，那便会患急性无抑制伤害综合症——出现怪念头和暴力行为，它的典型先兆时常是闻到一种气味。”
本森望着，听着，点着头。
“另外，”埃利斯说，“我们从许多研究人员的工作中获知，把ＡＤＬ综合症中抑制力的阶段性丧失看成通常意义上的发作是不对的。它们或许只是器宫损伤引起的间歇性大脑失灵。不过，这种失灵的出现往往有其独特的模式，于是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称其为发作。我们知道，对大脑的有关部位实施电击可以阻止这种发作。无抑制的全面发作需要几秒钟——有时长达半分钟的时间。这期间实施电击可以阻止发作。”
他在几个圆圈上打了一个很大的“Ｘ”，接着重新画了一幅连头连脖子的大脑结构图。“我们面临两个问题，”他说，“第一，哪里是电击的正确部位？就ＡＤＬ病人来说，我们大体知道，病源是扁桃体，即所谓的大脑边缘系统的前沿部位。我们不知道它的确切部位，但我们可以通过向大脑移植大量电极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本森先生明天早上将移植四十个电极。”
他画了两条通进大脑的直线。
“我们的第二个难题是如何知道发作即将来临，我们必须知道何时实施阻止性电击。所幸的是，我们用于实施电击的电极也可用来‘阅读’大脑的脑电活动。发作前脑电活动会出现独特的模式。”
埃利斯停顿了片刻，朝本森瞥了一眼，随后又抬头望望听众。
“所以说我们拥有反馈系统——仍然用发出电击的电极来测定即将开始的发作，然后发出阻止性电击。反馈装置由一台计算机控制。”
他在简图的脖子上画了一个小方块。
“神经精神病研究室研制了一种计算机，它将监视大脑的脑电活动。当发觉发作即将来临时，它便会向正确的区域发出电击。这台电脑像邮票一样大小，十分之一盎司重，它将被移植到病人脖子的表皮下。”
接着他在脖子下方画了一个长方形和几条同小方块的电脑连接的电线。
“我们用一个ＰＰ－Ｊ钚动力盒做供电装置为电脑提供电源，电源盒将被移植在肩膀的表皮下，这样病人便可完全依赖自己。电源盒能连续供电二十年，不会出问题。”
他用粉笔敲敲简图上的几个不同部位。“这成了一个完整的反馈环——大脑，到电极，到计算机，到电源盒，再回到大脑。这是一个脱离外部的封闭环。”他转向本森。本森望着他们的讨论，脸上露出了无动于衷、漠不关心的表情。
“有什么看法吗？本森先生？有什么要说或要补充的吗？”
罗斯的心里在抱怨。她知道埃利斯只是想摆出一副体贴病人的架势，但在这种怕人的手术前叫任何病人发表看法都是不应该的，他提这种问题就好像病人本人无需经历手术似的。这太过分了。
“没有，”本森说，“我没什么要说的。”他打了个呵欠。
本森坐着的轮椅被推出了房间，罗斯跟了出去。其实她不必送他，可她为他的病情担忧——也为埃利斯对待他的方式感到几分内疚。她说：“觉得这讨论怎么样？”
“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
“为什么？”
“嗯，讨论完全是专业性的，我原以为讨论会更富哲理性。”
“我们是务实者，”她轻声说道，“处理实际问题。”
本森笑笑。“牛顿也是，”他说，“还有什么比苹果为何掉在地上的问题更实际的呢？”
“你真的看到这中间富有哲理的内涵了吗？”
本森点点头。“是的，”他说，“你也是的。你只是假装没有看到。”
她随后停住脚步，望着本森坐在轮椅里被推到电梯口。本森、莫里斯和那位警察在走廊里等待下一趟电梯。莫里斯急不可耐，死命地按着电钮。这时，电梯来了，他们全都走了进去，本森最后挥了下手。电梯门关上。
罗斯转身朝阶梯房间走去。
“……已经研制出来十年了。”埃利斯滔滔不绝。“起先是用于心脏起搏器的，它需一年左右动一次小手术以更换电池。外科医生和病人都觉得讨厌。现在的原子电源盒完全可靠，使用寿命长。如果本森先生到时还健在，我们可能要到１９９０年才需更换电源盒，但在此之前无需更换。”
珍妮特·罗斯轻手轻脚地回到阶梯房间。这时又有人提了个问题：“你如何决定四十个电极中哪个来阻止发作？”
“我们将移植全部电极，”埃利斯说，“把它们和微型计算机接通，但二十四小时内我们不会锁定任何电极。手术接下来的一天，我们将通过无线电刺激每一个电极，以决定哪些电极性能最佳，然后用遥控器将它们锁定。”
阶梯房间的高处，一个熟悉的声音咳嗽了几声，说道：“这些技术细节很有趣，但在我看来它们脱离了主题。”罗斯抬头一看，发现说话的是曼依。曼依快要七十五岁了，是一名精神病学的荣誉教授。他现在很少来医院，来的时候，人们也常常把他当作一个老态龙钟、思想陈旧的怪老头。“在我看来，”曼依继续说，“这个病人是精神病患者。”
“这话有点偏激，”埃利斯说。
“也许，”曼依说，“但至少他的个性严重失调。人和机器出现这种混乱都是令人烦恼的。”
“个性失调是他病症的一个部分，”埃利斯说，“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哈利和他耶鲁的同事说百分之五十的ＡＤＬ患者都伴有这种个性失调，它和发作本身没有关系。”
“确实如此，”曼依用不耐烦的声音说道，“个性失调是他病症的一部分，和发作无关。可你采取的步骤能治愈这种病吗？”
珍妮特·罗斯发现自己在暗暗高兴：曼依正在走向和她完全一致的结论。
“不能，”埃利斯说，“也许不能。”
“换句话说，手术可以阻止他的发作，但无法终止他的妄想。”
“不能，”埃利斯重复道，“也许不能。”
“恕我直言，”曼依说着从他坐的最高一排朝下面皱皱眉头。“我最担心的就是神经精神病研究室会出现这种想法。我不是单单指你，这是医学界的一个普遍问题。例如，如果我们在急诊病房遇上企图用过量服药的办法来自杀的病人，我们的治疗方法是先给病人洗胃，再教训他一通，然后送他回家。那是治疗——但很难说是治愈。病人迟早会再进医院。洗胃洗不走病人心中的抑郁，它只能治疗过量服药。”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
“我还要提醒你不要忘了我们医院遇上的那位Ｌ先生。你还记得那个病例吗？”
“我认为：Ｌ先生的情况在此不适用，”埃利斯说。但他的说话声僵硬又恼怒。
“我不敢肯定，”曼依说。由于阶梯房间里有几个疑惑不解的人朝他转过身来，他作了如下解释：“Ｌ先生是几年前这里出了名的一个病人。他三十九岁，患有晚期肾炎，是慢性肾小球性肾炎，医院考虑为他作肾移植手术。因为我们的移植设备有限，手术病人有医院审查委员会选定。委员会里的精神病科医生强烈反对把Ｌ先生当作肾移植候选人，因为他患有精神病。他相信太阳统治地球，他白天拒绝出门。我们感到他反复无常，肾脏移植对他不会有好处，可他最终还是接受了手术。六个月后，他自杀身亡，真是一场悲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花费成千上万美元并且专家要辛苦许多小时才能完成的肾移植手术，不是可以让别人从中获得更大的好处吗？”
埃利斯踱来踱去，一只坏脚在地板上轻轻地拖动着。罗斯知道他在这咄咄逼人的言词下感到害怕。埃利斯通常总是小心翼翼，尽量不暴露他的残疾，只有眼尖的人才看得出他的跛脚。可在他劳累、愤怒或害怕的时候，这缺陷就一目了然了，简直就像他无意识中在乞求同情：不要攻击我，我是个跛子。
“我理解你的反对意见，”埃利斯说，“就你刚才的话而言，你的观点是无可辩驳的。可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本森受到扰乱，我们的手术也许无法改变这一情况，这千真万确。但要是我们不为他进行手术会怎么样呢？我们知道，他的发作对他自己和别人的生命都是一种威胁。他的发作给他惹了法律麻烦，况且他的发作日见严重。手术将阻止发作，我们认为这对病人是一大好处。”
高高在上的曼依微微耸了耸肩膀。珍妮特·罗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它表明双方的看法不可调和，已陷入僵局。
“好吧，”埃利斯说，“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人再提别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