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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说,语言的形成是为了让使用这种语言的种族描述自己的经验。首先是经验——其次才是语言。我怎么才能说出自己的感觉呢?

看周围的东西时,我得到的是一种奇特的双重景象,好像涟漪摇荡的水面的倒影——然而我既没有感到惊奇,也没有觉得不可思议。我就像一个梦游者,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我是十分清醒的,完全知道自己是谁,在哪里,以及我在部门所从事的工作。没有记忆缺失;我的记忆在任何时候都是健全的。尽管我不明白我打算做什么,但我始终知道我正在做什么,而且确信每个行动在当时郡是必要的、有目的的。

他们说催眠生效之后,催眠者的指令就会在被催眠者身上产生这种效果。我不知道;我是一个可怜的被催眠者。

大部分时间里,我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只是有一种做一件必要工作时的轻微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产生于我的清醒意识——我再说一遍,我是完全清醒的。但在某个地方,在清醒意识之下的某个我难以理解的地方,我感到极度的痛苦、恐惧,内心充满愧疚——但那是在内心深处,非常深,被严密地封锁着,完全压制住了。我几乎意识不到它,所以它对我实际上没有什么影响。

我知道我离开的时候被人看见了。那声叫喊“萨姆”是对我而来的;只有两个人知道这个名字,而老头子会用我的真实姓名。因此,看见我离开的是玛丽。我想,幸好她让我知道了她的私人公寓在哪里。眼下就有必要在那间公寓里设下诡雷,等待她下一次使用。同时,我必须开始工作,而且不能被抓住。

我正小心谨慎地穿行在一个仓库区,我充分利用了我接受的一切特工训练,以避免引起别人的怀疑。不久,我就发现了一处比较满意的楼房,上面有一块牌子:阁楼出租——请与一楼租房代理商面谈。我将这座楼房彻底搜索了一遍,记下地址,然后跑到最近的一个西联公司的电话亭。我坐在一台空机器前,发送了如下信息:“发送两箱小娃娃的故事,与发送给乔尔·弗里曼的折扣相同。”并加上那间空阁楼的地址。我发到了衣阿华州得梅因的罗斯科和迪拉德,乔伯斯和制造商代理公司。

我离开电话亭的时候,看到了一家通宵营业的快餐连锁店。我意识到了饥饿,但这种生理反应立刻就消失了,我也不再想了。我回到仓库区的那幢房子,在后面找了一个阴暗的角落安顿好,等待黎明到来,等着商店开门。

我一定睡着了。我模模糊糊记得我做噩梦了,不断重复、幽闭恐怖的噩梦。

从天色刚亮到九点钟,我在职业介绍所的大厅里徘徊,看着不同的招聘广告;在这个地区,这里是一个没有职业的男人惟一能不引人注意的地方。九点钟,出租代理打开办公室房门时,我见了他,租下阁楼。为了马上得到这间阁楼,在办理租房的书面文件时,我给了他一笔丰厚的佣金。我上楼打开阁楼的锁,等待着。

大约十点三十分,我的箱子送来了。我让卡车司机离开,三个人对我来说太多了点,再说我还没有准备好。他们离开之后,我打开一个箱子,拿出一个容器,加热,做好了准备。接着,我下楼找到租房代理商,我说:“格林伯格先生,你能上来一下吗?我想把上面的灯改一改。”

他一通大惊小怪,但还是同意了。我们走进阁楼之后,我关上门,领他走到打开的箱子前。“来吧,”我说,“你要是能弯下腰,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我要是能——”

我一下子卡住他的脖子,让他不能呼吸。我撩起他的上衣和衬衫,用另一只手把一个主人植入他赤裸裸的后背,然后我紧紧抓住他,他挣扎了一会儿就不动了。我让他站起来,拉下他的衬衣,掸掉他身上的灰尘。他呼吸顺畅以后,我说:“有得梅因的消息吗?”

“你想知道什么?”他问,“你出来多久了?”

我开始解释,但他打断了我:“我们直接会谈,别耽误时间。”我脱掉衬衣,他也脱了;我们坐在没有打开的箱子的边上,背靠背,这样我们的主人就可以接触。我的意识几乎是一片空白,我不知道会谈进行了多长时间。我看着一只苍蝇嗡嗡叫着绕过沾满灰尘的蜘蛛网,虽然看见了,但并没有思考。

大楼的看门人是我们下一个招募对象。他是个大块头的瑞典人,要我们两个人才能把他按住。此后,格林伯格先生把大楼的主人请了过来,坚持说他必须过来查看一下出现在大楼结构方面、会导致严重后果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正忙着看门人的事,并打开好几个容器,给它们加热。

大楼的主人成了我们的重大战果,我们都感到很满意,当然也包括他自己了。他是宪法俱乐部的会员,这个俱乐部的会员名单读起来就像《金融界、政界、工业界名人录》的索引。还有更好的消息,俱乐部自恃拥有城里最有名的厨子;任何一个会员,只要在城里,都可以到那里去吃午餐。

马上就到中午了,我们没有时间了。看门人到外面去为我买了合适的衣服和一个小背包,还把楼主的司机叫上来,我们也需要他。我们离开时是十二点三十分,楼主和我坐在他的车里;背包里装了十二个主人,仍然装在盒子里,但已经准备好了。

楼主签了名:J·哈德威克·波特及来宾。一个男仆要接过我的背包,但我坚持说午饭前我要换上包里的衬衣。我们在洗手间里耗时间,最后,除了我们,就剩下服务员了——我们在这里招募了他,并派他出去告诉客房部经理一位客人在洗手间病倒了。

我们料理了经理之后,他为我找来一件白色上衣,我成了洗手间的另一个服务员。我只剩下十个主人了,但我知道箱子可以从仓库阁楼里取出来,很快就能送到俱乐部。中午的用餐高峰结束前,另一个服务员和我用光了我带来的主人。我们正忙活的时候,一个客人让我们吃了一惊,由于没有时间留下他的性命,把他招募进来,我只得杀了他。我们把他塞进了拖把间。

此后有一段短暂的平静,因为箱子还没有运来。本能的饥饿反应把我折腾坏了,但没过多久,饥饿感逐渐消失,不过仍能感觉到。我告诉了经理,他让我在他的办公室吃了一顿最美味的午餐。我刚刚吃完,箱子就送来了。

下午过半的时候,每个绅士俱乐部都是一片昏昏欲睡。到这时,我们已经安全地控制了这个地方。到了四点钟,大楼里的所有人——会员、工作人员和客人——都成了我们的人;从那时起,只要看门人把他们放进来,我们就在大厅里处理他们。当天晚些时候,经理给得梅因方面打了电话,再要四箱货。

当天晚上,我们有了最大的收获——一位客人,财政部的部长助理。我们把他视为重大胜利:财政部负责总统的安全。

抓获这名重要的高级官员让我十分欣喜,但这只是一种漫不经心的满足,随后我就再也不去想它了。我们——从人类中间招募的新成员——很少思考。每一时间、场合,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但只是在行动的时间场合才知道,就像一匹良种赛马听到口令后立即作出反应一样。也和赛马一样,我们时刻待命,等着骑手的另一个信号。

赛马和骑手是一个很好的比方——但是并不十全十美。骑手可以部分地利用马的智慧;而主人们不仅仅可以完全利用我们的智慧,还可以直接利用我们的记忆和经验。我们在主人之间为他们传递信息;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传递的内容;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这还只是通过仆人进行的语言交流。更重要、更直接、主人与主人之间的会谈,仆人们则完全不参与。在这种会谈期间,我们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待着,直到我们的骑手商谈完毕,我们再重新整理好衣服以掩护他们,接着去做一切必要的事情。财政部部长助理被招募之后,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会议;虽然我也坐在里面参加会议,但我知道的并不比你多。

虽然主人通过我的嘴说话,但我并没有参与这些话,就跟植入我耳朵后面的语音转发器没有参与通过它进行的对话一样——顺便说一句,语音转发器一直沉默着;我也没有带电话——我和电话一样,只是一个通讯工具,仅此而已。我被招募的几天之后,我就给俱乐部的经理发出了新指示,告诉他们如何订购装载主人们的容器。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模模糊糊意识到又有三船货物到岸了,但我并不知道它们的具体位置;我只知道惟一一个新奥尔良的地址。

我没有想这件事;我继续工作。在俱乐部的那天之后,我就成了新任的“波特先生的特别助理”,整日整夜待在他的办公室里。事实上,这种关系或许应该颠倒过来;我不断对波特先生发出口头指示。但我也说不准这种关系,因为我现在对寄生虫的社会组织的了解和当时一样肤浅。在这个社会结构中,上下级关系完全可能更加灵活、更加自由,其精妙程度是我的经验所无法想像的。

我知道——我的主人当然更清楚——我应该避开别人的视线。我的主人通过我深入了解了那个我们叫做部门的组织,了解程度和我一样。他们知道我是招募来的人类中惟一认识老头子的人——我肯定,我的主人知道老头子不会不找我,他要重新抓住我,或是杀了我。

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决定换一个身体,消灭我这个身体。可以招募的人员多的是,数量比主人多得多。我不认为主人也像人类那样神经质,才从运输容器里取出来的主人常常会毁坏他们最初的寄主;我们总是彻底毁掉受损的寄主,为主人再找一个新的。

我的主人却恰恰相反,在选择我的时候,他已经控制过至少三个人类寄主——贾维斯、海因丝小姐和巴恩斯办公室的一个姑娘,大概是秘书。在这个过程中,他无疑透彻地掌握了控制人类寄主的技巧,熟练而巧妙,完全可以轻松自如地“换马”。

从另一方面讲,一个技巧娴熟的牧场骑手不会毁掉一匹训练有素的役马,转而偏爱一匹从来没有试过的陌生坐骑。也许这就是我被藏起来、救了命的原因——或许,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一只蜜蜂怎么可能了解贝多芬?

过了一段时间,城市“搞定”了,我的主人开始让我上街。我并不是说城里的每一个居民背上都长着一坨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没有;人类的人数太多,而主人却仍然很少——但城里的主要位置全都由我们招募来的人接管了:从街角站着的警察,到市长和警察局长,还有监狱长,教堂里的神父,董事会的成员,所有和大众通讯及媒体有关的职位。绝大多数人依旧从事他们的日常事务,不仅没有心神不安,而且根本没有意识到所发生的任何事情。

当然,除非他们当中的一个碰巧妨碍了主人实现某种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被干掉,使他闭上嘴巴。这是浪费潜在的寄主,但没有节省的必要。

在服侍主人时,我们的工作中有一个不利条件——也许我应该说我们的主人在工作中有一个不利条件,这就是长途通讯。长途通讯只能由人类寄主用人类的语言进行,这是很大的局限。如果使用的是普通线路,限制就更大了。除非线路能保证安全,否则通讯就只能限于暗语,就像我最初订下两箱主人时那样。噢,主人们当然可以在飞船之间通讯联络,大概还能进行飞船与本土基地的通讯联络。但是附近没有飞船;这座城市被攻陷是个意外收获,是从前的我前往得梅因带来的直接后果。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种通过仆人进行的通讯是不足以实现主人的目标的;他们似乎需要不断进行身体对身体的会议,来协调他们的行动。我并不是外星人心理学专家;有些人坚持认为寄生虫不是分离的个体,而是更大的有机细胞的组成部分,这样的话——我为什么要说这些?他们看来需要直接接触的会议,知道这些就足够了。

我被派往新奥尔良,去参加一次这样的会议。

我并不知道我要去。一天早上,我和平时一样走到街上,然后上了到城里去的发射台,定了一个舱位。出租车很少,我正考虑转到另一侧去赶公共飞船,但这个想法马上就被抑制了。等了相当长的时间,我的车升到了活动舷梯前,我开始上车——我之所以说“开始”,是因为一个老先生匆匆忙忙跑过来,在我之前钻进了车里。

我接到一道干掉他的命令,但这道命令立刻就被另一道命令取消了。新的命令让我慢慢来,小心谨慎。即使是主人们,似乎也并不总是胸有成竹。我说:“对不起,先生,这辆车已经有人了。”

“没错。”年迈的老人回答说,“我这不已经坐进来了吗?”从他的公文包到他的举止风度,处处是妄自尊大的生动写照。他完全可以成为宪法俱乐部的一名会员,但他不是我们的人。我的主人知道,并且告诉了我。

“你得再找一辆。”我合情合理地要求他,“让我看看你排队的车票。”我一到发射台就从架子上把票取了出来;我的票上印着车辆的发射号码。

他无话可说,但就是一动不动。“你要去哪里?”他问道。

“新奥尔良。”我回答他时,才第一次意识到我的目的地。

“那你可以让我在孟菲斯下来。”

我摇摇头,“不顺路。”

“不过是十五分钟的小事!”他好像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似乎很少遇到别人不服从他的事,“你,先生,一定知道在车辆短缺的时候共用车辆的规定吧。你不能不讲道理地抢占公共交通工具。”他转过身去,“司机!向这个人解释一下规定。”

司机正在剔牙,他停下来说:“和我没有关系。我接你们,我送你们,我让你们到地方下车。你们俩自己解决,要不我就让调度员另外找一个乘客。”

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没有接到指示。于是,我把包扔进车里,自己也上去了。“新奥尔良,”我说,“在孟非斯停一下。”司机耸耸肩,向控制塔发出信号。那位乘客轻蔑地哼了一声,不再理我了。

升空之后,他打开文件包,把文件摊在膝头。我兴味索然地看着他。

但没过多久,我发现自己在改变坐姿,这样我更容易把枪拔出来。年迈的老头突然伸手握住我的手腕,“动作别太快,孩子。”他说。他的脸上露出了狰狞的笑容,变成了老头子本人。

我的条件反射非常迅速,但我有个不利条件:必须把所有情况都发送给主人。先发送过去,主人再把接下来要采取的行动发送给我。延时多久?千分之一秒?我不清楚。我正要拔枪,感到枪口顶在我的肋骨上。“放松点。”

他用另一只手把一个东西刺入我的身侧。我感觉是一根针,紧接着,一阵猛烈而温暖的震颤梦幻般笼罩了我的全身。以前,我曾经两次被这种药物麻倒,我给别人用的次数更是多得多;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又一次试图把枪抽出来的时候,我面朝下倒了下去。

我清晰地感觉到了声音——这声音已经持续了好一段时间,但我到现在才能够分辨出其中的意思。有人正粗暴地对付我,还有人说:“当心那只类人猿!”另一个声音回答说:“没关系,他的腱已经被切除了。”第一个声音反驳说:“他还有牙齿,不是吗?”

对,我心烦意乱地想,如果你们走近我,我要用牙齿咬你们。切除肌腱的说法看来是真的;我的四肢都不能动了,但这并没有让我感到屈辱;真正让我感到愤怒的是被人叫做猴子,却无法表达出愤怒。我想,趁一个人无力自卫的时候辱骂他,实在太不应该了。

我哭了一会儿,随后就不省人事了。

“感觉好点了吗,孩子?”

老头子的身体靠在我的床头,若有所思地盯着我。他裸露的胸膛上覆盖着一层灰色的胸毛;他的腹部多少有点发胖。

“啊,”我说,“相当好,我想。”我想坐起来,但动不了。

老头子绕过来走到床边。“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些限制措施取消了。”他说,一边摸索着那些挂钩,“不想让你弄伤自己。知道吗!”

我坐起来,揉搓着自己的身体。我浑身僵硬。

“你能回忆起多少?现在汇报吧。”

“回忆?”

“你和它们在一起——记得吗?它们抓住了你。寄生虫依附在你身上之后,你还记得什么吗?”

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惧,双手紧紧抓住床边。“头儿!头儿——它们知道这个地方,我告诉了它们。”

“不,它们不知道。”他平静地回答说,“因为这里不是你记忆中的部门办公室。当我知道你干净利落逃走了时,我就从老办公室撤出来了。它们不知道这个地方——我想。你还记得吗?”

“我当然记得。我是从这儿离开的——我是说从老办公室离开的,去了——”我的思维比话语来得快;我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幅完整的画面:我赤手拿着一个活的、湿乎乎的主人,准备放在租房代理商的背上。

我吐在床单上,老头子拉起床单一角,为我擦了擦嘴巴,温和地说:“说吧。”

我吸了口气说:“头儿——它们到处都是!它们占领了这个城市。”

“我知道。和得梅因一样。还有明尼阿波利斯,还有圣保罗,还有新奥尔良和堪萨斯城。也许还有更多,但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可能去所有的地方。”他的样子十分阴郁,“这就像把你的脚绑着进行战斗。我们正在输掉这场战争,而且输得很快。”他愁眉不展地说道,”我们甚至不能在我们已经知道被控制的城市展开清剿。这真是太——”

“老天!为什么不能?”

“你应该知道。因为那些比我‘更年长、更聪明的人’仍旧不相信一场战争已经爆发,正在进行。原因是,每当它们占领一座城市,那里的一切都一如既往,照常进行。”

我瞪着他。“别管那些了。”他温和地说,“你是我们取得的第一个突破。你也是被我们活捉的第一个牺牲品——现在,我们又发现你仍然能回忆起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这很重要。你身上的寄生虫是我们抓到并使之存活的第一个活体。我们会有机会——”

他突然停了下来。我的面部表情一定是太恐怖了;一想到我的主人仍然活着——而且可能再度控制我——这是我难以承受的。

老头子抓住我的胳膊摇晃着。“别担心,孩子。”他温和地说,“你还病得很厉害,还很虚弱。”

“那东西在哪里?”

“什么?寄生虫?别担心。你可以看看,如果你愿意的话;它正依靠一个取代你的生物活着,一只红猩猩,名叫拿破仑。很安全。”

“杀了它!”

“不可能——我们要它活着,做研究用。”

我的精神一定崩溃了,因为他打了我好几巴掌。“振作起来。”他说,“你在生病,我本来不愿意打扰你,但这件事必须做。我们一定要把你能想起的一切全都记录下来。认真想,好好说。”

我打起精神,开始认真、详细地报告我能回忆起的一切。我描述了租下阁楼,招募我第一个牺牲品的情况,接着又讲了我们如何从那儿开始,一直发展到宪法俱乐部。老头子点点头说:“符合逻辑。你是一个优秀的特工,即使对它们也是如此。”

“你不明白。”我反对说,“我根本没有思考。我知道正在发生的事,仅此而已。这就好像是,呵,好像是——”我停了下来,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来描述。

“没关系。说下去。”

“我们拿下俱乐部的经理之后,其余的人就容易了。他们一进来,我们就把他们拿下,而且——”

“名字呢?”

“噢,当然。我自己,格林伯格——M·C·格林伯格,索尔·汉森,哈德威克·波特,他的司机古姆·威克利,还有一个叫‘杰克’的小个子,他是俱乐部卫生间的服务员,但我相信他后来被干掉了,他的主人不愿意让他浪费时间做打扫卫生的工作。最后就是经理了,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停下来,让思绪回到那个在俱乐部忙忙碌碌的下午和晚上,想弄清楚招募每一个人过程,“哦,我的上帝!”

“怎么了?”

“部长——财政部部长助理。”

“你是说你把他也拿下了?”

“对。就在第一天。那天是星期几?离现在有多久了?上帝,头儿,财政部是保护总统的部门。”

但是我的对面已经没有人了;老头子坐过的地方只留下一股风。

我筋疲力尽地躺下了。我开始用枕头捂着脸低声哭泣。过了一会儿,我睡着了。

我醒来的时候,嘴巴里臭烘烘的,脑袋也嗡嗡响,而且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即将降临的灾难。但我的感觉却不错,相比而言。就在这时,一个令人愉快的声音说道:“感觉好点了吗?”

一个娇小的黑发女郎弯腰看着我。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可爱的小东西。虽然我还很虚弱,但已经恢复到足以欣赏这一切的程度了。她衣着非常古怪:紧身白短裤,一条几乎透明的东西紧裹在她的乳房上,一种类似金属盔甲的东西罩在脖子后面、肩膀上和脊椎骨上。

“好点了。”我承认说,做了个鬼脸。

“嘴里的味儿不好吧?”

“就像巴尔干国家的内阁会议。”

“喝了吧。”她递给我一杯东西;香料味很浓,还有点辣,但立刻冲走了嘴巴里的异味。“别,”她继续说道,“别咽下去。像小孩一样吐出来,我去给你拿点水。”我照办了。

“我是多丽丝·马斯登,”她说,“你的日班护士。”

“很高兴认识你,多丽丝。”我说,饶有兴趣地盯着她看,“说说,为什么这副打扮?不是说我不喜欢这样,但你看上去就像连环漫画里的流浪者。”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咯咯地笑了。“我觉得像个舞蹈演员。不过你会习惯的——我已经习惯了。”

“我已经习惯了。我喜欢这副打扮,不过为什么穿成这样?”

“老头子的命令。”

我又一次问为什么,然后我知道了原因,我又一次感到糟透了。我不再说话。多丽丝说道:“吃点午饭吧。”她端起餐盘,坐在我的床边。

“我什么也不想吃。”

“张嘴,”她语气坚定地说,“要不我就揉进你的头发里。来吧!真乖。”

趁吞下几口饭的空隙,我费劲地说:“我感觉相当好。给我来点‘旋转’我就能站起来。”

“你不能服用兴奋剂,”她直截了当地说,一边继续往我嘴里喂饭,“特种饮食,多休息,等会儿也许会给你一点安眠药。这都是老头子的命令。”

“我怎么了?”

“极度疲劳,饥饿,我一生中见过的第一例坏血病。还长了疥疮,生了虱子——不过疥疮已经治好了,虱子也杀灭了。现在你都知道了,如果你敢跟医生说是我告诉你的,我就当面说你撒谎。翻过身去。”

我翻过身,她开始给我换药。我好像浑身都长了疮;她用的药物有点刺痛,接下来的感觉是凉。我在思索她告诉我的情况,努力回忆我在主人控制之下是如何生活的。

“别哆嗦。”她说,“很痛吗?”

“我没事。”我告诉她。我确实想停止哆嗦,平静地理清思绪。就我的记忆而言,在这期间,大概是三天的时间里,我水米未进。洗澡?让我想想——我根本没洗过澡!我每天都刮脸,还换上一件干净衬衣;但这是伪装的必要部分,而且主人也是知道的。

另外,根据我的记忆,自从我偷了那双鞋穿上之后,在老头子抓到我之前,那双鞋就从来没脱过——开始穿的时候,那鞋子很紧。“我的脚现在是什么形状?”我问。

“别管闲事。”多丽丝说,“转过身来躺下。”

我喜欢护士;她们平和、朴实,而且非常宽容。我的夜班护士布里格斯小姐没有多丽丝那么令人垂涎;她长着一副患了黄疸性肝炎般的马脸——但对于她这样年纪的人来说,身材还不错。身体结实,保养得很好。她的那套音乐喜剧里的打扮和多丽牲的属于同类,可她却穿得一本正经,走起路来活像掷弹兵。而多丽丝走路的时候会轻轻扭动身子,真是赏心悦目。愿上帝保佑她。

我半夜醒来感到恐惧的时候,布里格斯小姐拒绝给我安眠药,但她却和我打起了扑克,赢了我半个月的薪水。我想从她那儿了解总统的情况,因为我想这段时间已经足够老头子行动了,或赢或输总会有个结果了,可她却守口如瓶。她甚至不承认自己知道任何关于寄生虫、飞碟和诸如此类的事情,尽管这是她穿着一套戏装坐在那里的惟一原因!

我问她当下有没有什么新闻,可她坚持说她最近一直忙着看电视剧。于是我让她把立体电视搬到我的房间,这样我就可以看新闻了。她说必须征求医生的意见,因为我在需要“静养”的名单上。我问她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这个所谓的医生。她说她也不知道,因为医生最近很忙。我问医院里住了多少病号?她说她确实记不清了。就在这时,叫她的铃声响了,她离开了,可能是去看另一个病号了。

我收拾了她。她离开后,我在下一副牌里做了手脚,让她拿了满把烂牌。再以后,我怎么也不肯和她打牌了。

后来我睡着了。叫醒我的是布里格斯小姐,她用冷冰冰、湿乎乎的洗脸巾抽我的脸。她把我安置好,准备吃早饭,随后多丽丝接了她的班,把早饭端给了我。这一次,我是自己吃的,我一边吃,一边想从她嘴里套出点消息——收获和我对付布里格斯小姐时一样。护士们总是把医院当成弱智儿童幼儿园。

早饭后,戴维森过来看我。“听说你在这儿。”他说。他只穿了短裤,其他什么也没穿,只有左臂缠着绷带。

“你听说的比我多多了。”我抱怨说,“你怎么了?”

“蜜蜂蜇了我。”

我不再提他的胳膊;如果他不愿意告诉我他是怎么受的伤,那是他的事。我继续道:“老头子昨天来了,听了我的汇报就突然离开了。从那以后你见过他吗?”

“见过。”

“情况怎么样?”我问。

“还是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吧。你怎么样?好了吗?那些负责心理分析的伙计们允许你重新接触机密了吗?”

“难道还会怀疑我不成?”

“你活下来了,这就是大疑问。可怜的贾维斯就没救过来。”

“啊?”我还没想过贾维斯的事,“他现在怎么样了?”

“不能说好。一直没有缓过来,昏迷不醒,第二天就死了——你离开的第二天。我是说你被他们抓住的第二天。没有明显的死因——就是死了。”戴维森打量了我一番,“你一定很坚强。”

我并没有感到自己很坚强,只觉得软弱的泪水又一次涌了出来。我眨了眨眼睛,把泪水挤回去。戴维森假装没看见,继续和我说话:“你真该看看你溜走后所引起的大骚乱。老头子紧跟着你追出去,身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把手枪,加上满脸凶相。他本可以抓住你,我敢打赌——却被警察抓住了,我们不得不把他从监狱里弄出来。”戴维森咧嘴笑了。

我自己也露出了些许笑容。老头子一身呱呱坠地的打扮,单枪匹马地去冲锋陷阵拯救世界——这种事,真是既英勇又傻气。“真遗憾,我没有看到。后来又怎么样了?”

戴维森小心谨慎地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说道:“等一下。”他出门离开了一小会儿,回来后说,“老头子说没关系。你想知道什么?”

“一切。昨天发生了什么情况?”

“那件事我在场,”他回答说,“于是我变成了这样。”他朝我晃了晃受伤的胳膊。“我算幸运的,”他接着说,“三名特工牺牲了。真是好一场轩然大波。”

“可怎么会这样?总统呢?他——”

多丽丝匆匆忙忙地进来了。“哦,你在这儿呢!”她对戴维森说,“跟你说了让你躺在床上。你现在该去摩西医院做修复手术了。救护车都等了十分钟了。”

他站起来,冲着她咧嘴笑了,还伸手在她脸上捏了一下。“我不到,宴会就开不了席。”

“好啦好啦,快点。”

“来了。”他和她一起走了出去。

我大声喊道:“嗨!总统怎么样了?”

戴维森停下来,扭头道:“哦,他?他没事——连划伤都没有。”他走了。

几分钟后,多丽丝怒气冲冲回来了。“病人!”她说,口气像骂人,“知道为什么把他们叫‘病人’吗?因为你必须有耐心才能忍受他们①。我至少在二十分钟以前就该给他打针了;可我直等到他进了救护车之后才能给他打。”

①英语中总统是:president;病人是:patient;耐心是:patience。这三个单词发音相似。

“为什么要打针?”

“他没有告诉你?”

“没有。”

“好吧……没理由不告诉你。截肢,移植,左臂下半部分。”

“噢。”好吧,我想我不可能从戴维森那里听到事情的结局了。移植一截新的肢体是件大事,他们通常会把病人关上整整十天。我在想老头子:昨天的大事之后,他还活着吗?当然。我提醒自己;戴维森和我说话之前曾经请示过他。

但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受伤。我又开始套多丽丝的话。“老头子怎么样了?他也是病号吗?告诉我是不是违反了你们神圣的搪塞大法?”

“你的话太多了。”她说。“该给你增加早上的营养了,你也该睡一会儿了。”她拿出一杯牛奶,就像变魔术。

“说,姑娘,要不我把牛奶泼你脸上。”

“老头子?你是说部门的主任?”

“还能有谁?”

“他没有住院,至少没在这儿住院。”她颤抖了一下,做了个鬼脸,“我可不想让他在我这儿当病号。”

我同意她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