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到十五分钟以后，一位中士进来说：“斯蒂尔顿博士，指挥官说开始实验。”
“好的，中士。”他答应道，然后看着我说，“咱们进实验室吧。”
我答道：“先别忙。这里面的人谁是闲杂人员？他们都是吗？”我指了指中校。
“啊，这位是黑兹尔赫斯特博士——在金星上待过两年。”
“好吧，他留下。”我注视着面露笑容的女中士问道，“你在这儿担任什么毛作，女士？”
“我吗？呃，我在这儿担任陪护。”
“我来承担陪护任务。现在，博士，请你把不需要的人员挑出来。”
“当然可以，先生。”结果他只需要黑兹尔赫斯特中校。我感觉他很乐意把这帮看客赶走。我、玛丽和两位专家走进实验室。
实验室有一张心理分析师的长沙发，四周是围成半圆形的椅子。头顶隐蔽地伸出一架三维照相机的双探头，我断定麦克风就藏在沙发里。玛丽在沙发上坐下，斯蒂尔顿博士拿出一枝注射器说：“尼文斯夫人，我们接着上次来。”
我说：“等等，你有以前实验的记录吗？”
“当然。”
“我们先放一遍，我想详细了解情况的始末。”
他犹豫了一下，答道：“如果你希望这么做，可以放。尼文斯夫人，建议你在我办公室等候。是这样，看一遍需要花很长时间，我随后派人请你。怎么样？”
我的想法跟他们刚好相反，刚才顶撞老头子让我的肾上腺素激增。“我们还是先看看她自己是否愿意离开吧。”
斯蒂尔顿一脸惊奇。“你不明白你的建议意味着什么。你妻子看到这些记录会扰乱她的情绪，甚至会伤害她。”
黑兹尔赫斯特也插话说：“你的治疗方案非常令人怀疑，年轻人。”
我说：“这不是什么治疗，你知道的。如果你把治疗当作目标的话，你就会用让以前所见情景历历在目的视觉回忆法了，而不会使用药物。”
斯蒂尔顿看上去有些担心。“没有时间播放了。为了尽快获得结果，我们得想想办法，哪怕是些笨办法。”
黑兹尔赫斯特插嘴说：“我同意你的意见，博士。”
我按捺不住火气，厉声说：“该死！没人请你们事事当权威，在这个问题上你没有任何权威。这些记录是从我妻子的大脑里偷窥而得的，本来就属于她，我真厌恶你们这帮假扮上帝的人。我不喜欢鼻涕虫的此种恶习，更讨厌人类也有这种毛病。她自己决定到底愿不愿意看。还有，请征求她的意见，问她是否希望其他人看到这些记录。”
斯蒂尔顿只好问：“尼文斯太太，你想看看你的记录吗？”
玛丽答道：“是的，博士，我很想看一看。”
他看来很吃惊。“啊？当然，你希望亲眼看到吗？”他说完看了我一眼。
“我同我丈夫都很想看。欢迎你和黑兹尔赫斯特博士留下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他们也留了下来。一大摞录像带被拿了进来，每一盘上面都标有相应的日期和年代。把那些全看完的话要花上几个钟头，所以我放弃了大约1991年以后的有关玛丽的生活。这段日子的录像对解决问题意义不大，玛丽如果想看，日后再看也不迟。于是，我们从她的幼年时代开始。像所有那些被迫在记忆的轨道倒退回忆的人一样，每盘带子都从受试者——也就是玛丽——的硬咽、呻吟、挣扎中开始，所有被迫回忆自己宁愿忘记的往事的人都是这种反应。此后，记忆才开始逐步重建。带子里既有玛丽的声音，也有她记忆中别人的说话声。最让我吃惊的是玛丽的脸，我是说，这张脸泡在水槽的样子。我们一点点地将她的脸放大，让它的立体形象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面部表情的丝毫变化都能捕捉到。
起初，她的脸是小女孩的模样——呃，她那时的五官和成年后没多大区别，正是我亲爱的妻了幼年时的模样。这倒让我希望我们能生个女孩。
然后，随着她记忆中别的演员出场，她的表情也相应地变化着。我好像在看一个演技精湛的独角戏演员扮演许多种角色。
玛丽看录像时表情很安详，可她却悄悄把手放在我的手心。当看到她父母遭到变故成为鼻涕虫的奴隶这可怕的一幕时，她紧紧抓住我的手指。要不是我的手硬得像火腿，肯定会被她捏成肉饼。不过，她始终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我跳着浏览了标有“身体机能暂停时期”的带子。我吃惊地发现这样的带子竟有许多盘。我原以为从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的记忆中没什么好挖掘的呢。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处在这种状态下，她不可能知道什么有助于我们了解鼻涕虫灭亡原因的情况。所以我把这些部分跳过去，重点看两组带子：她的苏醒阶段，她从沼泽中被救起的情况。
从录像上的表情中可以肯定一点：她刚一苏醒就被鼻涕虫附体了。她脸上无动于衷，毫无表情，这表明鼻涕虫没有再费心伪装寄主的面部表情，红区的立体节目中到处都是此类表情。她那一时期的记忆中几乎什么都没有，这更加证实了我的上述判断。
接着，突然间，她不再受鼻涕虫奴役了，又变成了一个小姑娘，非常虚弱，惊恐万分。从她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她当时有点神智不清。在快要结束时，一个响亮清晰的新的声音喊道：“好吧，你们星期天再来收拾我吧！嘿，皮特——这儿有个小姑娘！”
又一个声音应道：“她还活着吗？”
前一个声音回答说：“不知道。”
带子的其余部分是在凯瑟威尔，她的康复阶段。其中有许多新的声音和记忆。这时，带子放完了。
“我建议，”斯蒂尔顿博士一边从投影仪中取出录像带，一边说，“我们再放一盘同时期的带子。这些带子之间略有不同，而且，这一时期对整个问题的解决非常关键。”
“为什么，博士？”玛丽很好奇。
“啊？当然，如果你不想看就不必看这一段，但我们要调查的正是这个时期。我们必须从你的记忆中再现金星上的鼻涕虫，看它们出了什么事，研究它们为什么会消亡。尤其是，一旦我们辨明究竟是什么病毒能够杀死控制你的鼻涕虫——也就是说，鼻涕虫死了，而你却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这就意味着我们找到了所需要的武器。”
“你们不是什么都知道了吗？难道连这个都没弄清楚？”玛丽疑惑地问。
“呃？现在还没有。但我们会弄清的。毕竟，人的记忆是一种极其完备的记录器，只是操纵起来很困难。”
“可我现在就能告诉你——我还以为你们知道呢——我得的是‘九日热’。”
“什么？！”黑兹尔赫斯特仿佛被针扎了一下似的，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千真万确！录像你们都看了，难道你们没从我的脸上看出来？那是一张具有典型症状的九日热患者的脸。这样的脸我见过许多次，我到了凯瑟威尔以后还看护过这种患者呢，因为我得过这种病，所以有免疫力。”
斯蒂尔顿问道：“博士您怎么看？以前见过这种病例吗？”
“这种病例？不，没见过。到第二次远征金星时，他们全都接种过这种疫苗。当然锣，我完全清楚这种病的临床症状。”
“可你却没从这份录像资料上看出来？”
“这个，”黑兹尔赫斯特谨慎地回答，“我得说，我们所看到的情况与这种病的症状相吻合，然而还不能下定论。”
“什么不能定论？”玛丽尖刻地说，“我告诉过你，这就是九日热。”
“我们必须先确认这一点。”斯蒂尔顿不无歉意地说。
“要肯定到什么地步？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别人告诉我说我得了九日热病，皮特和弗里斯科发现我时我还生着这种病。我后来还护理过其他病人，但我再也没传染上。我还记得这些病人快不行了时的脸色，就像我在录像带里的那样。只要见过这种情形，任何人都会永世难忘，更不可能把它错当成别的病。你还想要什么？等待天空中出现燃烧的字母吗？”我从没见过玛丽发这么大脾气。我暗想：当心，先生们，你们最好还是躲开点。
斯蒂尔顿说：“我想你已经把你的看法表达得非常清楚了，亲爱的女士。但请告诉我，我们都相信你对这段时期没有记忆。凭我对你的过去的了解，我也是这么想的。但现在，你似乎有直接而又清醒的记忆。告诉我，是这样吗？”
玛丽一脸迷惑，“我现在记起来了——而且记得相当清楚。我有好多年没有想过这段日子了。”
“我想我明白了。”他转身对黑兹尔赫斯特说，“怎么样，博士？我们有没有在实验室培育这种病菌？你的手下在这方面下过功夫吗？”
黑兹尔赫斯特一脸的惊愕。“这种病菌？当然没有！九日热病——完全不可能！我们还不如直接使用脊髓灰质炎或是斑疹伤寒症呢。我情愿用斧子来时付指甲上的肉刺！”
我碰了一下玛丽的胳膊示意说：“我们走，亲爱的。我们能做的都做了。”离开时我发现她浑身颤抖着，泪水夺眶而出。我带她走进基地餐厅，系统地治疗她的创伤，用的是我拿手的蒸馏剂疗法。
此后，我将玛丽安顿到床上午睡，我一直坐在她身边陪着她，直到她睡着。然后我去找父亲，他在分给他的办公室里，表示没有录音的绿灯正亮着。“你好！”我问候道。
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伊莱休，我听说你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我更喜欢你叫我‘萨姆’。”我答道。
“很好，萨姆。成功者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惜虽然摇中了大奖，奖金却少得让人失望。眼下的形势和以前一样绝望。九日热——难怪移民们和鼻涕虫都死光了。我真不明白该怎么利用这种病菌。不可能期望人人都有玛丽那种不屈不挠的活下去的意志。”
我懂他的意思。在地球人毫无防御的情况下，这种病的死亡率在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当然，注射过疫苗的人死亡率会有效地降至零，但这样一来，这种病又没用了。我们需要一种仅仅会引起人生病，却能置鼻涕虫于死地的病毒。“我看，意义不大。”我说出我的看法，“更大的可能是：未来六周内，脊髓灰质炎和鼠疫——或至少其中的一种——在整个密西西比河谷蔓延开来。”
“如果鼻涕虫已经从在亚洲受到的挫败中吸取了教训，开始采取极端的卫生措施。那怎么办？”他答道。这一点我倒没想到，他这一提醒让我吃了一惊，差点没听到他接下去说的话，“不，萨姆，你一定要设计出一个更好的方案来。”
“一定得我设计吗？我只是这儿的打工仔。”
“你已经做过一次了——但这一次不同，由你来负责。我不介意，反正我已经准备退休了。”
“啊？你到底在说什么呀？我什么事也负责不了——也不想负什么责。部门的头儿是你。”
他摇摇头说：“谁发号施令，谁就是头儿。头衔和徽章一般只是对事实的追认，先做事，而不是先得头衔。告诉我——你觉得奥德菲尔德有能力接替我的职位吗？”
我考虑了一下，摇了摇头。爸爸的第一副手是个执行者，是那种“执行指令型”的官员，而非“创新思维型”。他接着说：“我早就明白，接我班的人是你。总会有那么一天的。但眼下你已经开始抢班夺权了。你在重大问题上坚决反对我的判断，迫使我接受你的决定，而结果也证明，你的做法是有道理的。”
“去你的！我就这一次固执任性，有点强加于人。你那个聪明脑瓜子忘了去咨询身边名副其实的火星专家的意见——我是说玛丽。我根本没指望能发现什么，只是交了好运而已。”
他摇了摇头。“我不相信运气，萨姆。运气是平庸之辈用来形容天才的成就的托辞。”
我双手撑在办公桌上，向他靠近了些，说：“好吧，就算我是个大天才——但你照样别想让我扛这个包袱。这事一完，我就和玛丽去山里生儿育女，养养小猫什么的。我们没打算把一辈子时间耗在指挥疯疯癫癫的特工上。”
他温和地微笑着，一副目光比我远大得多的模样。我接着说：“我不想干你这份儿差使——明白吗？”
“魔鬼取代了神的位置以后说的就是这句话——但他发现，已经由不得他了。别把这事看得这么重，萨姆。至于眼下，头衔我还是自己暂时留着，并且尽我的全力帮你。与此同时，您有什么指示，长官？”
最糟糕的是，他说这话是认真的，我想给他来软的，但同样不奏效。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召开了一个高层会议，通知我去，但我躲着不想参加。不一会儿，一位身材小巧的女军官非常客气地告诉我指挥官在等我，我能否马上去一趟。
我只好去，但尽量不参与讨论。我父亲向来有一种本事：即便他不是会议的主席，也有一种驾驭会议的气度，他想听取谁的意见就用期许的眼神看着他。这种策略很微妙，能使会议向着他希望的方向发展，与会者却一点儿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每个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投向你，与其缄默不语，倒不如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尤其是，我发现自己还真的有意见要发表。
会议的大部分内容是一帮人在怨声载道，根本不赞成利用九日热来对付鼻涕虫。他们承认这种病菌会杀死鼻涕虫，甚至连生命力极强的金星人都会因此丧命。但它却一定会置人类于死地，而我只不过是娶了位惟一例外的幸存者。对大多数人而言，这种病毒是致命的。受到病毒侵害七到十天之后，必然死到临头。
“你怎么看？尼文斯先生？”父亲这么称呼我是在请我发表见解。我一言不发，可他始终盯着我，等我开口。
“我觉得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对此事不抱任何希望。这里发表的不少看法都是基于假设，而这些假设也许本身就是错的。”
“怎么讲？”
我脑子一时也举不出什么实例，只好信口开河：“这个……比如说——我不断听到有人提及九日热，好像有个铁的事实：这种病会持续九天。其实不然。”
一位高级军官不耐烦地耸了耸肩，“这只是为了称呼的方便，这种病大致会得九天嘛。”
“没错——可你怎么知道这种病会持续九天？我是指，对鼻涕虫来说。”
话音刚落，立即响起一片交头接耳声。看得出来．我这次又摇中了大奖。
几分钟后，大家请我谈谈为什么我认为鼻涕虫感染这种病后持续的时间与人不同，而且果真如此的话，它的意义何在。我开始有些后悔不该第一个站出来发表看法，却只好硬着头皮往下说：“关于第一点，根据今天早上所看到的录像，我们得知：鼻涕虫确实不到九天就死了，远远不到九天。这段录像也是惟一的证据。凡是看过我妻子录像的人——我想在座诸位都看过——都很清楚，她身上的鼻涕虫在第八日危险期之前好几天就从她身上掉下来死掉了。虽然单独一个数据不能画出一条曲线，但如果这是真的，而且能通过实验证实的话，那么问题就截然不同了。一个感染这种病的人也许会在四天之内摆脱鼻涕虫的控制，我们则会赢得五天的时间，抓住他，并且治好他的病。”
将军吹了声口哨，“这实在是个大胆的思路，尼文斯先生。你认为该怎么治好他的病？先说怎么抓住他吧，你有何见解？我的意思是说，假如我们真的在红区播撒下九日热病毒，我们的行动必须快得难以置信——别忘了，行动还会遭到敌人的顽固抵抗。我们需要在五千多万民众死于热病之前找到他们，并治好他们的病。”
这是个烫手的山芋，我只好把它推了出去。不知道有多少“专家”也像我这样通过推诿责任功成名就的。“关于第二点，这是个部署问题，战术问题，不归我管，这是你们要考虑的问题。至于第一点，你们有专家。”我指了指黑兹尔赫斯特博士，“问问他怎么看。”
黑兹尔赫斯特气鼓鼓地喘着气。我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以前的技术不够充分……需要做进一步研究……还要进行实验……他又想起了一件事，说以前已经在九日热的抗毒疗法方向做了一些工作，但由于疫苗的效力实在太好了，抗毒素的工作于是没有继续。他想不起抗毒素是不是已经研究到很完善的地步了。反正，凡是去火星的人如今都会在离开前注射疫苗。最后，他可怜巴巴地得出结论，说对这种来自金星的病毒的研究必定仍处于不成熟的初级阶段。
他快说完时将军们断他说：“这种抗毒素疗法——你们多久才能弄清楚？”
黑兹尔赫斯特说他马上就办，巴黎索邦大学有个人在搞这方面研究，他想给他打个电话。
“马上就打，去吧。”指挥官说道。
第二天早饭前，黑兹尔赫斯特便按响了我的门铃。我很生气，但走到走廊和他见面时尽量克制住没有发作。“很抱歉吵醒你，”他说，“可你在抗毒素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是正确的。”
“嗯？”
“他们从巴黎给我寄来了一些抗毒素，马上就能收到，但愿还有效力。”
“如果失效了呢？”
“呃，我们有办法复制。当然，如果实行这个方案的话，我们得制成数百万剂。”
“谢谢你告诉我，”我说，“将军一定会很高兴的。”我正要转身走开，他拦住我。
“呃，尼文斯先生——”
“什么？”
“关于传病媒介这一问题——”
“传病媒介？”此时我脑子里乱做一团，什么话都听不明白。
“病毒带菌者。我们不能用鼠类。不知你知不知道这种病毒是怎样在金星上传播的？是通过一种叫轮虫的小飞虫，金星上惟一一种昆虫。但地球上没有这种虫子，而且，这是惟一的病毒携带方式。”
“你是说，无论你怎么努力，都无法将这种病毒传染给我？就算有大量活的细菌培养基也不行？”
“你说得对——当然，我可以给你注射这种病毒。但是要让百万名伞兵空投到红区，抓住鼻涕虫附体者给他们打针……我无法想像。”他无助地摊开双手。
我的脑子总算开始慢慢转动起来了……一次性空投一百万人……“为什么问我？”我说，“这好像是个医学问题。”
“当然。我只是觉得——嗯，对这个问题，你好像已经想出了办法——”他打住没往下说。
“谢谢你的信任。”我的大脑同时奋力思考两个问题，一时间纠缠在一起，交通一片混乱。红区有多少人口？“是不是这么回事，”我说，“假如你得了这种病而我没有，我不可能从你这儿传染上？”
他回答说：“至少不那么容易。假如从我的喉咙里取出一个活体黏液涂片，放到你的嗓子里，你很有可能传染上。如果我把我的静脉割开，将微量的血输到你的静脉里，你一定会感染上这种病。”
“直接接触，对吗？”一个伞兵能为多少人做这种事？十个？二十？三十？还是更多？“如果只有这一个困难，那就没问题了。”
“什么？”他问。
“鼻涕虫遇到好久没见面的另一只鼻涕虫时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结合，交换基因组分！”
“‘直接会谈’，我总是爱用这种说法。你觉得这种病也可以通过成对结合传播吗？”
“我觉得？我可以肯定！就在这儿的实验室，我们已经演示过：生物体相互接合期间会交换活体蛋白。它们不可能躲过这种直接传播，我们可以让整个群落一下子感染上病毒。我自己怎么没想到？”
“别半生不熟就端上桌。”我说，“最好先试一下。但我想，这种方式会有效。”
“一定会，一定会！”他转身要走，又停下来，“哦，尼文斯先生，你是否介意——我知道这么要求有些过分——”
“什么？快说，我还没吃早饭呢。”
“嗯，能否请你考虑一下，由我在今天早上的报告里宣布这种传播疾病的方式？功劳归你，报告中一定会说明的。将军对我的报告期望很高，有了你的意见，这份报告就完整了。”他一脸渴望，差点把我逗乐了。
“我一点儿也不介意。”我说，“这是你的专业。”
“您真宽厚，我日后一定报答您。”他满心欢喜地转身走了。我也很高兴，开始觉得自己像个“天才”。
脑子里把这次大规模空投的各大要素整理清楚后，我这才开门进了我们的小卧室。玛丽睁开双眼，向我露出天使般的微笑。我俯身理了理她的秀发说：“你好啊，我亲爱的小甜心，你知不知道你丈夫是个天才？”
“知道。”
“真的？你从来没这么说过。”
“你从来没问过我呀。”
黑兹尔赫斯特真是给我面子，他在报告中使用了“尼文斯传病媒介”这个专业术语。看来应该由我发表评论了，父亲已经在朝我这个方向看了。
我开始发言：“我同意黑兹尔赫斯特博士的意见。验证性实验已经准备就绪。不过，博士的报告中还有些问题没有涉及，这是他有意留给我们讨论的，因为这些问题并不属于医学范畴。整个泰坦星人会通过接触一次性地感染上瘟疫，但还有个时间问题。时间是非常重要的，我应该说至关重要。”吃早饭时我已经打好了腹稿，连在哪些地方停顿都想好了。玛丽在吃饭时没有跟我闲聊，真是谢天谢地！
“需要在多个人口密集的中心地带传播病毒。如果我们希望真正拯救红区的所有人，就有必要尽力让整个鼻涕虫群落几乎同时感染上病，这样才能保证营救小组在鼻涕虫不再有威胁之后进入红区，并赶在寄主发病的危险期之前用抗毒素将他们救活。这一问题用数学分析来解决比较合适——”说到这儿，我暗想：萨姆你这个家伙，真是个老骗子，冒充内行，你就是用电子积分器拼命算上二十年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件事该交给分析部门来办。下面我来简要定义一下各因子：把传染源的数量定为‘x’，把大量的空投人员数定为‘y’。会有数量不定的多种同时营救办法，当然最佳方案取决于各因子的计算结果。目前还没有进行过精密的数学计算——”其实我已经尽我的最大努力用计算尺算过，但我并没有提及，“——我自己对鼻涕虫的习性再了解不过，基一于这段不幸的经历，我的估计是——”
他们听我继续往下说，会场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如果在场这些赤身裸体的人身上有针的话。我提出了对“x”的估计，这个估计有些偏低，这时将军打断了我的话，“尼文斯先生，我认为我们可以保证为你提供足够的志愿者来充当传病媒介。”
我摇了摇头，说道：“将军，不能征用志愿者。”
“我明白你为什么要反对。这种病在志愿者身上产生作用需要一定时间，而时间对志愿者本身的生命安危也是至关重要的，但我觉得我们能够克服这一困难，在他的身体组织里嵌入抗毒素胶囊之类的药物。我相信工作人员能研制出这种药。”
“这一点我也相信，”但我没说我反对的真正原因是对人类被鼻涕虫附体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反感，“您不能用人类志愿者，先生。鼻涕虫知道寄主所有的心理活动，这样一来他不但不可能参加直接会谈，还会口头警告其他的鼻涕虫。”我也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但听起来满有道理，“不，先生，我们得用大批像猴子、狗之类的动物，这些动物不会说话，而且体形大到能容纳一只鼻涕虫，趁着鼻涕虫还没明白过来就将整个红区感染上疫病。”
我继续迅速勾勒出最后一次空投的蓝图，而且形象地将其称之为“解脱计划”。“可以这么认为：一旦确认有足够剂量的抗毒素来供给第二次空投，第一次空投，也就是‘解脱计划’就可以开始了。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美洲大陆上就将不会再有活着的鼻涕虫。”
虽然没有人鼓掌，但我还是能感到他们对我的敬意。将军终止了会议，又匆匆离开，给空军上将雷克斯顿打了个电话，然后派助手邀我与他共进午餐。我捎话说如果也邀请我的妻子，我很高兴赴宴，否则我不能接受邀请。
爸爸在会议室外等我。“嘿，我的发言怎么样？”我问他，急于知道他的反应。
他摇了摇头说：“萨姆，你把他们摆弄得团团转。你有政治家的素质。不，我想我会签约雇你来拍摄二十六周立体电视。”
我竭力掩饰住内心的喜出望外。我在会议上酣畅淋漓地表达出了自己的全部看法，连个顿都没打。我觉得自己脱胎换骨了。
曾让我心碎的那只国家动物园的猴子萨坦生就是个坏脾气的家伙，摆脱鼻涕虫的奴役后，简直没办法驯服它。爸爸自告奋勇要充当尼文斯—黑兹尔赫斯特病毒媒介学说的实验品，但遭到我的坚决反对，最后萨坦抽到了这个下下签。
爸爸固执得很。他有个傻念头，认为至少有一次理应轮到他被附体。我跟他说没时间耗费在他这种应受指责的虚荣心上，把他气坏了，但我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我之所以阻止他，既不是出于孝顺，也不是受新弗洛依德主义思想的影响。我担心他会成为爸爸兼鼻涕虫这样的集合体。我不想让他成为“它们”的人，哪怕是在暂时的实验条件下。我可不希望他用机智狡诈的头脑为鼻涕虫出谋划策。我不清楚他会想什么办法逃脱，也不知道他会干出什么破坏我们计划的坏事，但我断定，他一旦被附体，准会干出那种可怕的事来。
没有经历过被鼻涕虫附身的人，就算目睹过这一幕，也无法真切体会到一点：寄主已经完全和我们为敌，而他身上的各种能力仍然完好无损。我们不能冒这样的风险，把爸爸推向敌人那一边，我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才驳回了他的意见。
我们用类人猿做实验品。我们手头不但有来自国家动物园的猴子，还有来自几个动物园和马戏团的类人猿。挑了萨坦来承担这一任务。不是我挑的，换了我的话，我会放过这只可怜的畜生。看着它脸上默默忍受的痛苦表情，简直能让人忘了它背上附着鼻涕虫，它是我们的对头。
萨坦在十三号星期三这天被注射了九日热病毒，到了星期五病毒就已发挥作用，另一只猴子兼鼻涕虫被带进它的笼子。两只鼻涕虫立刻进入直接会谈状态，此后，第二只猴子被带走了。
十七号星期日。萨坦的主人枯萎成一团，掉下来死了。立刻给萨坦打了一针抗毒素。星期一晚些时候，另一只鼻涕虫也死了，寄主同样被注射了药剂。
到星期三时，萨坦尽管有些瘦，但已康复。第二只猴子，方特勒罗伊阁下，也正在恢复健康。我给了萨坦一根香蕉以表庆祝，可它一下子就抓伤了我左手食指关节，而我忙得连做手术的时间都没有。这决不是什么意外，这只猴子坏透了。
这点轻伤丝毫不会破坏我的情绪。包扎好伤口以后，我去找玛丽想向她夸耀一番，但没找到她，只好待在基地食堂，想找人干一杯。
这地方空无一人，除了我以外，大家都在实验室，工作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努力，为发动热病计划和解脱计划而奋战。
在总统命令下，所有准备工作都在实验室井然有序地进行着。约两百只用于传播病毒的猴子在此待命，细菌培养基和抗毒素也在这里“调配”，而且免疫血清所需要的马匹也都关在以前的地下壁球场里。
当然，“解脱计划”所需的百余万空投人员不可能在这里。目前他们对这个计划仍然一无所知，直到空投前几个小时才会通知他们。届时将发给每个人一把手枪和两子弹带的抗毒素注射器。那些以前从未跳过伞的人不会有机会演练了，到时候必要的话，会有一名中士用力给上一脚，把他们踹下飞机。所有准备工作都必须严格保密，惟恐泰坦星人通过叛徒察觉我们的计划。已经有太多的周密方案由于某个傻瓜告诉他的妻子而招致失败。
一旦走漏了风声，我们这些用于传播疾病的猴子非但不可能进入直接会谈，而且一出现在泰坦星人的领地就会被当场击毙。不过，一杯酒下肚后，我放松下来。有理由认定秘密不会泄露出去，想到这里我十分惬意。来往于实验室的人员“只进不出”，这一状况会持续到空投日之后。况且还有凯利上校在审查、监听所有和外界的联系。凯利可不是傻瓜。
实验室之外泄密的几率更是微乎其微。我和将军、爸爸、吉布西上校已于一周前去过白宫，见到了总统和雷克斯顿空军上将。我早已说服爸爸，保守秘密的最好办法就是不把秘密告诉任何人。他在白宫演了一场大发脾气的好戏，替我们弄到了我们需要的保密决定。最后，就连国务卿马丁内斯都不知道这次行动。接下来的一周里，除非总统和雷克斯顿睡觉时乱说梦话，我看不出我们还会有什么闪失。
一星期有些太久了，因为红区的势力还在不断扩张。它们向帕斯·克里斯琴发动的反击并没有就此止步。鼻涕虫仍在向前推进，现在已经过了彭萨科拉，占据了格尔夫比奇，而且有迹象表明它们要增兵。鼻涕虫或许会对我们的抵抗厌烦了，它们可能会决定扔原子弹，把本来可以利用的人类资源炸掉算了。这样一来，我们就被动了，雷达只能监视，却无法阻止敌人坚决的进攻。
但我已经不愿多操心了，只要再过一星期——
凯利上校进了餐厅，环顾四周，发现这里空无一人，于是走过来坐在我身边。我提议说：“来一杯怎么样？我想庆祝一下。”
他低头瞧了瞧下面凸起的毛茸茸的将军肚，道：“我想，多喝一杯我这体形也不会差到哪儿去。”
“那就两杯，干脆四杯、一打算了。喝就喝个痛快。”
他点了点头说：“是呀，我听说了，听起来不错。”
“‘不错’，你居然这么说！上校，我们离成功仅仅一步之遥，再过一星期我们就胜利了。”
“是吗？”
“哎呀，拜托，别这样！”他的态度让我很气愤，“很快你就可以重新穿上衣服，过上正常的生活了。你不相信我们的计划会奏效？”
“当然，我相信。”
“那你为什么这么悲观？”
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尼文斯先生，你觉得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喜欢不穿衣服，挺着大锅一样的啤酒肚四处转悠？”
“我不这么看。至于我嘛，我开始喜欢这样了。也许哪天不能这样不穿衣服，我反倒不乐意了。一丝不挂既省时又舒适。”
“不必担心，再也不会穿回衣服了。”
“什么？我不明白你的话。你刚才还说我们的计划会奏效，现在却说裸体方案好像要永久执行下去似的。”
“它会以一种变通的方式存在。”
我说：“你说什么？我今天反应有些迟钝。”
他又要了一杯啤洒，说道：“尼文斯先生，我从没想到军用基地会变成一个大型天体营。眼看这一幕成了事实，我又不敢想像我们能重新回到以前，因为这不可能。潘多拉的盒子只能打开一次，从里面跑出来的灾难不可能收回去。”
“这一点我承认，”我答道，“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回到从前。但你也有些夸大其辞了。一旦总统废止裸体计划，暂停的传统规范又会生效。到那时，不穿裤子的人准会被抓起来。”
“我不希望这样。”
“什么？你到底在想什么？”
“我已经想清楚了。尼文斯先生，只要还有一丝可能，存在着活的鼻涕虫，那么，文明之士就必须按要求赤身裸体，否则就会有被枪杀的危险。岂止是这星期、下个星期，从现在起，这种情况会持续二十年或是一百年。不，别打断我！”看到我想插话，他说道，“我并不是贬低你那些卓越的方案，但很抱歉，我得说你太忙于设计细节，而忽略了这些计划的局限性和时效性。比如说，你有没有制定方案一棵树一棵树地搜遍亚马逊丛林？”
他歉疚地说：“刚才的话有些夸张了。地球上有将近六千万平方英里的干旱地区，我们不可能彻底搜查，以肃清鼻涕虫。嘿！我们对耗子研究了多久？至今并没有取得什么大进展。泰坦星人比老鼠狡猾多了，繁殖力也强得多。”
“你是不是想说没什么指望了？”我要他回答。
“没指望，根本不是。再来一杯。我想说的是，我们必须在这种恐怖下学会生存，就好比我们不得不学会与原子弹共存一样。”
我沮丧地走开了，自负与傲气已经荡然无存。我想找到玛丽。我突然觉得，有时候“天才”也没什么大不了。
我们在白宫同一间会议室会合，这让我想起几周前总统发表讲话后的那一夜。爸爸、玛丽、雷克斯顿和马丁内斯在场，内阁成员无一到会，取而代之的是实验室的将军、黑兹尔赫斯特博士以及吉布西上校。得知他一直被排除在这次大行动之外以后，马丁内斯急于挽回一些面子。
没有人理会他。我们的目光都投向覆盖整面墙的一幅地图上。自从热病计划的空投行动开始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天半，然而密西西比河谷一带仍旧红灯闪烁。
空投已经取得成功，我们只损失了三架飞机。但我仍感到胆战心惊。根据方程式可知，处于直接会谈范围内的所有鼻涕虫在三天前就应该被传染上了。运算表明，在最初的十二个小时内，必须接触百分之八十的鼻涕虫，这部分鼻涕虫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大城市。
如果我们的判断正确的话，很快，鼻涕虫就会以比苍蝇快得多的速度死去。
我强迫自己坐定，思忖着那些红灯到底代表几百万只病入膏肓的鼻涕虫，还是仅仅代表两百只丧命的猴子。是不是有人漏算了一位数？还是泄露了秘密？难道我们的推理存在严重的失误而我们却没有意识到？
突然，正中央的一盏灯闪烁着变成绿光。大家惊得坐了起来。尽管没出现画面，但在图板上方的立体声设备里传出了声音：“这里是小石城的迪克西电台，”一个疲惫的南方口音说道，“我们急需救援。听到通话的人，请将这一消息传下去：阿肯色州的小石城处于可怕的流行病之中。通知红十字会，我们已经在……的控制之下——”声音渐渐消失，不知道是因为说话者过度虚弱还是信号传输出了问题。
我激动得差点儿忘了喘气。玛丽拍了拍我的手，我这才有意识地放松下来，向后靠着坐好。真是太让人高兴了！就在这时，我发现那盏绿灯的位置并不在小石城，而是在更靠西的俄克拉荷马州。又有两盏灯变绿了，一盏在内布拉斯加州，一盏在北边的加拿大。这时又传来一个声音，是带有鼻音的新英格兰口音。不知这人是怎么进入红区的。
“有点像大选之夜，对吗，头儿？”马丁内斯热诚地说。
“有几分像，”总统表示认同，“不过通常不可能在墨西哥得到选票。”他指了指图板，一对绿灯显示这是在奇瓦瓦。
“的确，您说得对。我想等这事情完了以后，国家就该着手整治国际事务了，对吗？”
总统没有作答，他也只好闭嘴不谈了。这让我很宽慰。总统好像在暗自思索着什么，看到我在注意他，冲我一笑，大声道：
“据说跳蚤会生小跳蚤，
爬到背上咬跳蚤，
小跳蚤又生小跳蚤，
永无止境咬下去。”
我觉得这首儿歌描绘的前景太黯淡了一点．但我还是礼貌地笑了笑。总统瞅了瞅其他人，问道：“有人想吃晚饭吗？这些天来头一回觉得饿了。”
到第二天下午晚些时候，图板上的绿灯数量超过了红灯。雷克斯顿又让人装了两台信号器，和新五角大楼的指挥中心相连，一台显示大规模空投准备完成的百分比，另一台则显示计划空投的时间。时间数字不停变化，起伏不定。但在过去的两小时里，数字一直稳稳地停在东部时间十七点四十三分左右。
最后，雷克斯顿起身向众人宣布：“我打算把时间锁定在十七点四十五分，总统先生，我先走一步，可以吗？”
“当然，先生。”
雷克斯顿转身对我和爸爸说：“两位唐·吉诃德先生，如果想去的话，眼下正是时候。”
我站起来说：“玛丽，你留下等我。”
她问：“在哪儿等？”她不去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解决过程一点儿也不平和。
总统插话说：“我建议尼文斯夫人留下来。她早就成了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一分子。”
他微笑着盛情挽留玛丽，我对此表示谢意。
两小时后，我们进入了目标区。跳伞舱门已经打开，我和爸爸排在最后，跟在真正干活的小伙子们身后。我的手汗涔涔的，身上一股大幕拉开之前担惊受怕的恐惧的臭味。我害怕极了——我从来不喜欢跳伞。我左手握着枪，右手准备好抗毒素注射器，开始在我负责的街区内挨家挨户找人。这里是杰斐逊城的旧城区，几乎到处是贫民窟，公寓式大楼都是五十年前建的。我已经注射了二十四针，还有二十六针没有打。此后我得赶到州议会大厦按约定会合，而现在我已经厌倦了。
我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来，不仅仅出于好奇，而是希望看到鼻涕虫死去！我想看着它们死，看到它们死了，我才解恨。我早就等得不耐烦了，这个愿望超过了我的所有其他欲望。可眼下我的愿望实现了，我却不想再看下去了。我只想回家好好洗个澡，把这事忘掉。
任务并不艰巨，只是单调乏味，而且令人作呕。我见到了许多死去的鼻涕虫，连一只活的都没发现。我击毙过一只躲躲藏藏的狗，它的背部隆起，好像有鼻涕虫伏在它身上，但我不太肯定，因为路灯坏了。我们在日落前四处注射，而现在天已经全黑了。
最可怕的是难闻的臭味。谁要是拿病人身上这种污秽的气味和绵羊身上的味道相比，谁就是侮辱绵羊的体面。
我检查完了所有公寓楼内的房间，大声喊了喊，确信没人需要救治了，这才来到街上。大街上空无一人，因为所有人都生了热病，几乎没人上街。惟一的例外是一个男人，双目无神，摇摇晃晃地朝我晃过来。我喊道：“喂！”
他停下来。我说：“你生病了，我有办法治好你，来，伸出手臂。”
他有气无力地一拳打来，我用枪柄小心地给了他一下，他面朝下倒下了。他背上是一大片鼻涕虫留下的红疹子，我避开这片疹子，在他的肾部找了一处清洁健康的部位，一针扎进去，然后一折。完事。这是气体注射，不需要拔出针头。
下一幢房子的一楼有七个人，多数人已经昏迷不醒，我连说话都省了，只需给他们打上一针就可以继续赶路，一点麻烦都没有。二楼的情形和一楼差不多。
顶层有二套公寓闲置着，我用枪打开锁，进入其中的一套，发现里面没人。第四套公寓可以说有人，一个女人，躺在厨房地上死了，头部遭到重击，陷进去一块。鼻涕虫仍在她肩上，也死了，开始散发出臭味。我离开他们，四处察看。
浴室的旧式浴缸里坐着一位中年男子。他的头耷拉在胸前，手腕的静脉割开一道口子。我以为他死了，可我俯下身时，他抬起头，口齿不清地说：“你来得太晚了，我杀了我的妻子。”
我暗想也许是我来早了，从他苍白的脸色和浴缸底部的情形看，我迟来五分钟也许更好些。我看着他，不知道该不该浪费这一针。
他又说：“我的小女儿——”
“你有个女儿？”我大声问道，“她在哪儿？”
他的目光闪烁不定，但已经说不出话来，头又猛然耷拉下来。我冲他喊着，然后托着他的下巴，用拇指探着脖子，但找不到脉搏。离开之前，我小心翼翼地冲他后脑底部开了一枪，帮他早点解脱。
孩子在一间屋子的床上，是个八岁左右的女孩。要不是生病，她应该长得很漂亮。她醒了过来，哭着冲我叫爹爹。“好了，好了，”我安慰她说，“爹爹来照料你。”趁她不注意，我给她腿上扎了一针。
我转身要走，可她又喊道：“我渴了，想喝水。”我只好又回到浴室。
我正要把水给她，我的电话却尖声响起来，惊得我洒了一地水。“孩子！听到我说话了吗？”
我伸向腰间打开电话，“听见了，什么事？”
“我在你北面的小公园，你能来吗？我遇到麻烦了。”
“就来！”我放下杯子正要走，又有点迟疑不决。我又转身回来。我可不能把我新结识的小朋友独自留在坟墓般的房子里，不能让她看到父母双亡的惨状。我将她抱在怀中，跌跌撞撞跑到二楼，进了第一扇门，把她放在沙发上。那套公寓有人，或许他们也病得不轻，无法费心照顾她，但我已经尽力而为了。
“快点，孩子！”
“已经上路！”我冲了出去，加速前进。爸爸的责任区就在我的北面，它的前面就是闹市区的一个小型公园。到达那一街区时，我起初没看到他，从他身旁跑了过去。
“这里，孩子，在这儿——车里！”这回我既能从电话里，又能用耳朵直接听到他的声音。我转过身，这才看到那辆车，很像是总部常用的那款豪华型卡迪拉克轿车。里面有人，但光线太暗，我看不清究竟是不是老头子。我小心翼翼地走近，听到声：“谢天谢地！我还以为你永远不会来了呢。”直到这时我才听出来是老头子。
我必须弯下身才能从车门进到车里，这时他猛地把我紧紧缠到怀中。
恢复知觉以后，我发现手脚被捆着。我坐在副驾驶席，老头子则在主控台开车。我只觉得我这一侧的轮子离开了地，这才猛然意识到车子已经升空。
他转身冲我一笑，问道：“感觉好些了吗？”我看到了他肩上高高隆起的鼻涕虫。
“好一点了。”我答道。
“很抱歉，我不得不打你，”他又说，“可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想也是。”
“我目前还得捆着你，你知道，等以后我们会做更好的安排。”说完又露出他那惯有的狡黠的笑。最令人惊奇的是，他本人的个性竟能通过鼻涕虫说的每一句话体现出来。
我没问它们会做什么“更好的安排”，我既不需要也不想知道。我将注意力集中在研究捆我的乘客安全带上，但这纯属白费心机。老头子对怎么捆我颇费了一番心思，我找不出漏洞。
“我们这是去哪儿？”我问。
“南面。”他摆弄了一下方向盘，“在去南方的路上。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把车开好，我会告诉你以后怎么办。”他忙活了几秒钟之后道，“行了——三万英尺以后自动进入平飞状态。”
提到这一高度，我才飞快地瞥了一眼控制面板。这辆车不仅仅是总部的车，更是我们那儿最有吸引力的一款车。“你从哪儿弄来的车？”我问。
“总部把它秘藏在杰斐逊城，我肯定没人能找到它。很走运，不是吗？”
这个问题完全可以有另一种看法，但我没有争辩。我还在寻找机会，哪怕是最微乎其微的可能性！从压力感上来判断，我的枪不在身上。他的枪也许别在另一侧，至少我看不到。
“不过这还不算最幸运的事，”他接着说，“我有幸能被整个杰斐逊城惟一的一只健康的主人抓到——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好运气。所以终究还是我们赢了。”他轻轻一笑，“这真像自已跟自己下一盘高难度的国际象棋。”
“你还没告诉我这是去哪儿呢？”我继续刨根问底。我不知道这样问有没有用，可我一时间一筹莫展，谈话是我惟一能做的事情。
他想了想说：“当然不在美国。整个美洲大陆上惟一没受九日热侵扰的也许就是我的主人了，我可不敢冒这样的险。我觉得亚卡坦半岛很合适，车子设定的目的地就是那儿。我们可以在那里先站住脚，等实力壮大后从南方卷土重来，到那时我们一定不会重蹈覆辙！”
我说：“爸爸，你不能把我解开吗？我都被捆麻了。你知道，你可以信赖我的。”
“忍耐一会儿，忍耐一会儿——先不忙，等我把车调整到完全自动驾驶状态。”车还在爬升，无论配置加了多少，这辆车设计时毕竟是辆家庭用车。对它来说，三万英尺很得爬升一会儿。
我说：“你没忘吧，我曾和主人打过很长时间的交道。我了解情况，我保证听你的。”
他咧嘴笑了笑，“别在长辈面前班门弄斧。如果现在把你放开，不是你杀了我，就是我杀了你。我可不想你死，我们会成功的——你和我，孩子。我们动作敏捷、头脑灵活，所有的素质你我都具备。”
我没有回答。他接着说：“同样——你既然了解情况，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孩子？干吗要对我隐瞒呢？”
“什么？”
“你没跟我说过这种感觉，孩子。我以前从来不知道可以有这样平和、满足、心旷神怡的感觉。这么多年来，这是我最快活的日子，自从——”他突然变得神情恍惚，又接着说，“——自从你母亲去世以来。不过别介意，这样更好。你早该告诉我这种感觉如此美妙。”
我猛然觉得一阵恶心，忘了应该谨慎小心，和他斗智。“也许我不这么看。而且，如果你没有被一只污秽的鼻涕虫附身，通过你的嘴胡说八道、用你的脑子思维的话——你也不会这么看，你这个又疯又笨的老家伙！”
“别激动，孩子。”他柔声说道，这倒帮了我的忙，因为他的声音确实能宽慰我，“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明白以前你错了。相信我，这是我们的目的，也是我们的命运。人类已经自相残杀到分崩离析的田地，而主人将重新统一人类。”
我暗想，说不定真有这样的糊涂蛋，会被这番甜言蜜语骗倒，为了一番和平、安全的许诺，心甘情愿地将灵魂托付给鼻涕虫。但我没说出来，我闭紧嘴巴，免得呕吐出来。
“不过你不用等那么久了，”他突然说道，看了一眼控制板，“先等我把车弄稳当。”他校正好控制面板，又检查了一次，最后设定控制指令，“这下搞定了，下一站是：亚卡坦，现在该工作了。”说完，他从座位上起身，蹲在我身旁，一同挤在狭小的空间里，“你会没事的。”他一边说着，一边用安全带把我拦腰捆起来。
我用膝盖顶他的脸。
他直起身来看着我，一点也不生气。“你真淘气。我本该怨恨的，可是主人不喜欢愤恨。乖乖的。”他又继续捆扎，同时检查我的手腕和脚。他在流鼻血，但他并不擦拭，“马上就好，”他说，“再耐心些，不会太久的。”
他回到另一个座位坐下，膝盖托着胳膊肘，身体向前倾，让我能直接看到他的主人。
一连几分钟，什么都没发生。除了使劲拉扯身上的束缚，我也想不出该干什么。从神情上看老头子像是睡着了，但我不信他真睡着了。
鼻涕虫棕色角质外壳的正中央形成了一条细线。
我看着看着，它变宽了。现在我能看到细线下面令人憎恶的块状乳白色物质。两半外壳之间的空隙变大了，这时我意识到鼻涕虫正在裂殖，通过吮吸我父亲体内的活力与物质来生成两只。
我同时也惊恐地意识到，属于我个人的生命只剩不到五分钟了。我的新主人正在诞生，很快就会附到我身上。
要是凭人的血肉骨骼就能弄断我身上的束缚的话，我早就挣断了。可我怎么使劲都无济于事。老头子对我这番挣扎毫不在意。我怀疑他是否还有意识，因为鼻涕虫忙于裂殖的时候一定会放松对寄主的控制，仅仅让他静止不动。也许正因为这个，老头子才一动不动。
当我挣扎得筋疲力尽，知道肯定挣脱不了束缚时，我放弃了努力，我看到长有纤毛的银线正沿鼻涕虫身体的中央一路划下去，这意味着裂殖就要完成了。正是眼前的这一幕改变了我的推理思路，如果我这翻江倒海的脑袋里还能有什么思路的话。
我的双手被捆在身后，踝关节也捆着，整个人被拦腰绑在椅子上。不过我的腿尽管捆在一起，腰部以下却能伸缩自如，座位上也没有捆绑膝部的带子。
我猛地向下一坐，腾出更多的发力空间，然后高高扬起被捆在一起的双腿，猛然向控制板砸去，将控制面板上的所有控制开关一古脑儿全部砸开。
重力加速度猛地增大。我也说不清增加了多少，因为我不知道车子的最大马力是多少。反正力量很大，我俩猛地摔在座位上。我还好，因为我被捆在椅子上，可爸爸就惨了。他被扔向座椅靠背，他背上的鼻涕虫毫无防备，被挤开了花。
爸爸自己则陷入了可怕的痉挛。这种情景我以前见过三次，每一块肌肉都在抽搐。他又向前倒在方向盘上，脸被撞得变了形，手指也扭歪了。
空中轿车急剧下降。
我坐在那儿——如果你把被皮带固定在座位上称为“坐”的话——看着轿车俯冲。要是爸爸的身体没把控制台彻底撞坏，兴许我还能做点什么。比如说，用我束缚着的双脚让轿车重新向上飞。我还真的试过，根本不行。控制台很可能被压碎了。
高度仪咔哒咔哒响个不停，等我腾出空来看一眼时，发现我们已经降到一万一千英尺了。然后是九千、七千、六千——接着进入最低飞行高度。
降到一千五百英尺时，和高度仪连在一起的雷达连锁装置接通了，制动火箭开始一阵阵喷射。每喷射一次，我身上的皮带便猛勒我的胃，最后我吐了。我还以为我得救了，车子会由俯冲改为平飞——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爸爸的身体死死卡在方向盘上。
直到飞机坠地，我还以为我们总算逃过了这一劫。
我苏醒过来时觉得四周轻轻晃来晃去，晃得我恼怒不已，我想让这种晃动停下来。我努力睁开一只眼，另一只怎么也睁不开，目光迟钝地寻找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晃动，惹得我不痛快。
我头上是车的地板，但我盯了好半天才分辨出来。等我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才多少意识到我在哪儿、发生了什么事。我想起了俯冲和坠地，这才意识到我们一定是落在水里了，而没有坠落在地面上。这里应该是墨西哥湾。但不管在哪里，我都不在乎。
心中突然一沉，我悲痛地想起了父亲。
我座位上的皮带断了，在我身上摆动着，已经不起束缚作用了。我的手脚仍被绑着，一只胳膊像是骨折了，一只眼睛被撞得睁不开，疼得我连呼吸都十分困难。我不再察看身上的伤。爸爸没有像先前那样卡在方向盘上，不知他在哪儿。我忍着痛，吃力地转过头，用那只没受伤的眼睛察看车里情况。他躺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俩的头相距三英尺左右。他浑身冰冷，血淋淋的。我肯定他死了。我觉得我花了半个小时才爬过那短短的三英尺。
我和他脸对脸躺着，面颊几乎贴在一起。在我看来，他已经没有任何生气，从他扭曲着躺在那儿的奇怪姿态来看，他不可能还活着。
“爸爸，”我沙哑地喊道，然后尖叫一声，“爸爸！”
他的眼皮在动，但是没能睁开。“你好吗，孩子。”他轻声说，“谢谢你，儿子，谢谢——”他没声音了。
我想把他摇醒，但是我所能做的只是不断呼喊。“爸爸，醒醒——你没事吧？”
他又开始说话，好像每个字都是极其费力地吐出来似的。“你母亲——让我告诉你……她——为你感到骄傲。”他的声音越来越弱，呼吸越来越弱，发出不祥的嘶啦啦的声音。
“爸爸，”我呜咽着，“你不能死！没有你我活不下去。”
他睁大双眼，“你行的，孩子。”说完顿了顿，积攒了力气之后又费力地说，“我受伤了，孩子。”他再次合上了双眼。
他还活着，但不管我怎么叫喊也没法让他醒过来。我只能紧紧贴着他的脸，任凭泪水与尘土、血水交织在一起。
彻底消灭泰坦星人的时候到了！
每一名要去的人都会写这样一份报告，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也许不会回来了。如果回不来，这就是我们遗留给自由人类的精神财富。在报告中写下我们了解的清况，记下泰坦星人的行动方式，以及必须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凯利说得对，损坏的东西再也无法修复成原来的模样。尽管解脱方案大获全胜，但决不能肯定鼻涕虫已经被消灭殆尽了。就在上星期，有报道说在育空河附近射杀了一只熊，它的后背高高隆起。
人类不得不永远保持警惕。特别是在今后的二十五年里，因为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没有回来，来的却是飞碟。我们不清楚这群泰坦星魔鬼为什么以土星的“年”（即二十九个地球年）为周期活动。也许原因很简单：人类的许多周期和地球年相吻合，泰坦星人也一样。我们希望它们只在一“年”里的一段时间活跃，其他时间则处于休眠状态。这样一来，我们这次“复仇行动”就轻而易举了。当然，我们并没有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这上面。我本人作为一名“外星人应用心理学家”奔赴太空，但我同时也是一名战士，同去的其他人也都和我一样，从牧师到厨师，人人皆兵。我们要向鼻涕虫表明，它们犯下了一个弥天大错，胆敢招惹宇宙中最坚强、最凶狠、最致命、最不屈不挠也是最有能力的生物，这种生物只可能被杀死，绝不可能被征服。
（我还有一个私人愿望，要是能想办法把那些雌雄同体的小精灵救活该多好啊！和鼻涕虫的战斗结束时，我们没能拯救在堪萨斯城附近发现的飞碟里的小精灵，但这并不能证明什么。我想我们能够同这些小精灵相处融洽。他们很可能是泰坦星上真正的本地人，不用说，他们和鼻涕虫毫无关系。）
不管我们成功与否，人类一定要将奋战赢得的勇猛名声发扬光大。如果说鼻涕虫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保卫自由只有一种办法：随时随地为它战斗，不顾一切地战斗。如果我们不能明白这一点，那么——“恐龙，给我们挪个位置！我们也灭绝了。”
有谁知道无边宇宙中还潜伏着什么恶毒的陷阱、致命的危险？也许，和天狼星上的土著（姑且这么说吧）相比，鼻涕虫简直算得上单纯、友好、坦诚。如果这仅仅是序幕，我们最好还是从中吸取教训，以应对更大的挑战。我们曾以为茫茫宇宙中没有其他生命，我们自然而然是万物的主人——甚至在我们“征服”了太空以后，我们依旧这么想。好吧，如果人类想成为宇宙的主宰，或是值得尊敬的邻居，他就一定要为此抗争，将犁头锻打成刀剑，其他种种方式都只是小姑娘的幻想。
每一个即将启程的人都至少被骑过一次。只有那些被附体的人才知道鼻涕虫有多么狡诈，他们对鼻涕虫恨之入骨，知道必须怎样时时保持警惕。他们告诉我，这次征程将长达十二年，我和玛丽总算有时间度蜜月了。噢，对了，玛丽也去。我们绝大部分都是已婚夫妻，单身男人也和单身女人的数目匹配。十二年不是一段旅行，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当我告诉玛丽我们准备去土星时，她只说了一句：“好的，亲爱的。”
我们会生上两三个孩子。正如爸爸说的，“人类必须繁衍发展，哪怕不知道向哪个方向发展下去。”
我这篇报告很多地方很松散，我看得出来，全文印出之前有些地方必须删掉或是修改。我把我的所知所想全部写了进去。和另一星球上的种群的战争是一场心理战，而不是机械战，因此，我的思想和感受也许比我做了什么更重要。
我是在贝塔太空站写的这篇报告。我们将在这里换乘“复仇者”号飞船。我来不及做修改，只好就这样了，让日后的历史学家们笑话我吧。昨晚在派克斯匹克港和爸爸道别时，我们把我们的小女儿留给了他。女儿不理解，分别的过程让我们很难过，但我们只能这么做。我和玛丽需要照顾又一个即将降生的孩子。
当我说再见时爸爸更正我：“你该说，再会。你会回来的，我还想活到你回来呢，一年比一年任性、脾气坏。”
我说希望如此。他点了点头：“你会成功的。你是那么坚韧、出色，你决不会死。你像我，我对你充满信心，孩子。”
就要换船了，我兴奋异常。傀儡主人——自由的人类就要来消灭你们了！
等待你们的将是死亡与毁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