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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莫夫“基地”小说序(叶永烈)

当“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突然爆发,当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子星摩天大楼轰然倒下,本·拉登所领导的“基地”组织成了世界各媒体的高频词。

一九八八年,本·拉登在美国的帮助下,在阿富汗建立了“AL QAEDA”组织。这一组织音译为“阿尔·卡达”,意即“基地”,现在通常被称为“基地”组织。这个“基地”组织如同它的名字所表达的那样,当时是用来训练与入侵阿富汗的苏联军队战斗的阿富汗义勇军。这些来自国外的义勇军,大部分是阿拉伯人。本·拉登成了“基地”组织的首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基地”帮助本·拉登训练阿富汗义勇军。当美国取代了苏联,阿富汗成了美国的附庸,在本·拉登的领导下,“基地”组织向美国展开“圣战”。本·拉登用当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教他的“本领”,对美国展开恐怖袭击。

就在遭受“九·一一”袭击的美国人惊魂未定之际,二○○一年十月三日,美国司法部官员透露,经过对被俘的“基地”组织成员的审讯,得知“基地”组织原本计划向美国发动三波恐怖袭击行动,劫持飞机撞毁大楼只是这“三部曲”的第一部,目的是造成美国的社会动荡。第二波和第三波是用生化武器和放射性武器袭击美国,旨在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使美国经济陷于瘫痪……

也就在这个时候,英国《卫报》的“发现”,使得已经在九年前—— 一九九二年去世的美国作家阿西莫夫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这家英国报纸指出,阿西莫夫写了多部《基地》(Foundation)系列科幻小说。本·拉登就是从阿西莫夫的《基地》科幻小说中得到启示,把自己的秘密组织命名为“基地”组织。阿西莫夫写过“《基地》三部曲”,而“基地”组织制订的袭击美国的计划也是“《基地》三部曲”!

究竟本·拉登是不是“阿迷”?不得而知。所谓“阿迷”,是指阿西莫夫拥有众多的“迷”,即“fans”,简称“阿迷”。究竟本·拉登建立“基地”组织以及制订袭击美国的计划“《基地》三部曲”,是不是从阿西莫夫的《基地》科幻小说那里得到灵感,也不得而知。不过,不管怎么说,那家英国报纸的“考证”经媒体大肆渲染,倒是大大提高了已故阿西莫夫的读者关注度,他的《基地》科幻小说也因此而“火”了一把……

Asimov——“阿西莫夫”,这是在中国大陆最标准的中文译名。过去也曾被译为“阿西摩夫”。在香港、台湾,则曾被译作“亚西莫夫”、“艾西莫夫”。

其实,阿西莫夫只是姓而已,Isaac——艾萨克才是他的名字。他的全称是Isaac Asimov,即艾萨克·阿西莫夫。

一九二○年一月二日,阿西莫夫出生在俄罗斯。三岁时随父母移民到美国。所以阿西莫夫应当说是“俄裔美国人”。

其实,阿西莫夫是“犹太裔美国人”。他的名字Isaac,是典型的犹太人的名字。他的外公叫艾萨克·伯曼(Isaac Benmam)。他取名艾萨克是为了纪念他的外公。阿西莫夫的父母都是犹太裔俄罗斯人。到了美国之后,阿西莫夫曾经因为艾萨克这名字受到美国同学的歧视,称他为“犹太佬”。就连他后来发表作品时,也有编辑要求他改个名字。阿西莫夫一直拒绝改名。他再三声言:“我就是艾萨克·阿西莫夫,艾萨克·阿西莫夫就是我。”

随着作品的不断发表,艾萨克·阿西莫夫这名字频频见诸报端,这个“犹太佬”被广大美国读者所熟悉、所接受,艾萨克·阿西莫夫也就日渐成为美国的名作家,谁也不再计较“艾萨克”这名字的浓烈的犹太气息。有人称阿西莫夫是“俄裔美籍犹太作家”,算是对他进行了精确的“定位”。

阿西莫夫在二十八岁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之后,到波士顿大学医学院任副教授,业余从事写作。他出版了二十四本书,意识到一心难以二用,一身难以二任。他冷静地自我度量,得出结论:“我不大可能成为第一流的科学家,但我可能成为第一流的科幻小说和科普读物作家。”他决心辞职,以便能够全身心投入写作。他对波士顿大学医学院院长说:“我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科学作家之一,但我打算变成最好的,而不仅仅是最好的之一。”从此,他的一生在书房中度过,在打字机前度过。

在作家阵营之中,阿西莫夫有着鲜明的个性:

在中国,常用“著作等身”来形容作家的多产。对于阿西莫夫来说,则是“著作超身”,以至两倍于他的身高!我曾见到过一张照片,他张开双臂,仍无法搂住他的长长一大排著作。

阿西莫夫勤奋而多产。一九九二年在他去世的时候,总共出版了四百七十部著作。有人对阿西莫夫的写作速度进行了精确的统计:

他的头一百本书花了二百三十七个月,差不多是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于一九六九年十月;

第二个一百本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完成,用了一百十三个月,九年半的时间,也就是每一年写十本;

第三个一百本用了六十九个月,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完成,不到六年的时间。 

从这一统计数字可以看出,阿西莫夫随着年岁的增长,写作速度越来越快。快则多。又快又多,是阿西莫夫的创作特点。

阿西莫夫号称“写作机器”,他以极度的执着,每日不断打字,写出新著。据云,他每星期工作七天(星期日是他的星期七),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每分钟用打字机打出九十个字。他没有节假日,也不外出度假。他说,人们度假的目的是为了寻求快乐,而对于他来说写作就是快乐,所以他一直不停地写作,每天都处于快乐之中。

阿西莫夫的另一特点是博。

多产作家也有——虽说不及阿西莫夫那么多产。比如,英国女作家克里斯蒂、日本作家松本清张也很多产,但是他们的作品往往只局限于侦探小说,而阿西莫夫的著作几乎涉及现代科学的所有领域,不少著作涉及历史、文学和哲学以至神学。称阿西莫夫是“百科全书式作家”,这并不过分。

不过,就总体而言,阿西莫夫可以定位为科幻作家和科普作家。

细细分析阿西莫夫的创作轨迹,又可以看出,他早年主要从事科幻小说创作,一九五七年之后转为科普写作,到了晚年又写科幻小说。

为什么一九五七年成为阿西莫夫创作道路上的转折点呢?那是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震惊了美国。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第一反应便是:“请检查一下我们美国的小学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应当说,艾森豪威尔的这句话是有战略眼光的。在他看来,美国在美苏竞争中落后,根本原因在于国民的科普教育落后苏联。艾森豪威尔的这句话也深深刺激了阿西莫夫。他当即决定暂停科幻小说创作,转向科普写作,出版大量的科普读物,以求提高美国国民的科学素养。

随着电视的日渐普及,阿西莫夫还走上屏幕,成为美国普及科学的“名嘴”。阿西莫夫毕竟出身教师,口才颇好。当年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同事回忆说,如果你在走廊里听到哪个教室传出起哄声,随后又是欢呼声和掌声,那很可能就是阿西莫夫在讲课。如今阿西莫夫把电视台作为辽阔无际的课堂,用风趣的语调向众多的观众讲述科学常识,理所当然进入“名嘴”之列,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他的知名度。

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兼科普作家卡尔·萨根在谈到阿西莫夫时曾说:“在这个科技的世纪,我们需要一位能将科学和公众联系在一起的人物。没有人能把这项工作做得像阿西莫夫那样出色,他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讲解员。”

阿西莫夫是一位优秀的科普作家,但他更是一位优秀的科幻小说作家。在他众多的作品之中,最受读者追捧的是他的科幻小说。

阿西莫夫是一个奇特的人,自称患有“恐高症”(尽管他家住三十三层楼的最高层),平生只乘过两回飞机:一次是他在海军航空兵实验室工作的时候,这位化学家从事制造“标识染料”的研究,当这种染料在海面扩散时能够迅速形成鲜明的颜色,便于飞机寻找落水的战士。为了检查“标识染料”的效果,他不得不乘坐一架双引擎小飞机从海面上掠过;还有一回则是他乘坐军舰来到夏威夷之后,返回旧金山时,他向部队申请了“海上交通工具”的票子。他以为这“海上交通工具”必定是轮船,不料却是客机!他不得不又一次乘坐飞机。从此之后,他坚决与飞机“拜拜”。由于不乘飞机,也就大大限制了他的活动范围。他不仅从未出国,而且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小小的书房里度过。就是这么一个足不出户的人,他的想象力却远远超越了那些普通的科幻小说作家。从阿西莫夫的打字机上流淌出来的驰骋太空的奇思怪想,那恢宏壮观的宇宙大战,足以使他登上世界科幻作家阵营的帅椅。

如果说,在世界上早期最有影响的科幻小说作家是法国的儒勒·凡尔纳和英国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那么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最有影响的科幻小说作家是美国的阿西莫夫、罗伯特·安森·海因来因(Robert Anson Heinlein)和英国的阿瑟·查尔斯·克拉克(Arthur C.Clarke),人称“科幻三杰”。

很荣幸,“科幻三杰”之一、七十五岁的海因来因在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一日乘“皇家海盗号”(Royal Viking Sea)游轮来到中国上海的时候,我前往黄浦江码头迎接,并陪同他游览上海,主持他在上海的演讲会。我也与居住在斯里兰卡的克拉克有过多次通信。然而,我却与阿西莫夫失之交臂,一九九三年当我来到纽约的时候,他那坐落在纽约西六十六街十号三十三楼A室的书房,刚刚失去了日夜劳作的主人。二○○二年,为纪念阿西莫夫去世十周年时,我专程从上海飞往北京,担任北京电视台这一专题节目的嘉宾,倾吐我对这位美国科幻大师的心仪之情。

阿西莫夫的众多的科幻小说,分为“机器人”系列和“基地”系列两大部分。

他的“机器人”系列科幻小说中,包括《我,机器人》、《钢窟》、《裸日》等。

在《我,机器人》这本科幻小说中,阿西莫夫提出了“机器人学三定律”:

“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人受到伤害而袖手旁观;

“第二定律--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

“第三定律--机器人应保护自身的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

阿西莫夫这写入科幻小说的“机器人学三定律”,如今已被机器人学(又称“机械人学”)所接受、所采用!在机器人学专著中,常常提及这三定律,并称之为“阿西莫夫三定律”。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影响之深。

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科幻小说则包括七巨册:

前传 《基地前奏》 《迈向基地》

基地三部曲  《基地》 《基地与帝国》  《第二基地》

续集 《基地边缘》 《基地与地球》

其中“基地三部曲”是由九个中、短篇组成;《迈向基地》包括四个中篇;《基地前奏》、《基地边缘》、《基地与地球》则是完整的长篇。

在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小说中,最早的是一篇名为《基地》的故事,写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五月。最后一部《基地在前进》,是阿西莫夫在生命的最后一年—— 一九九二年完成,当时他已经无法用电脑写作,只得由他口授,助手记录,完成这部长篇。《基地在前进》在阿西莫夫死后才出版。也就是说,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小说的写作跨度为半个世纪。

“基地”系列小说是阿西莫夫的代表作。

阿西莫夫在长篇自传中,讲述了自己怎样开始创作“基地”系列小说:

我曾经叙述过我早年对于历史的兴趣,我想要学历史专业甚至去读历史学博士的冲动。我之所以把它放下了,是因为我觉得不一定行得通。尽管我学了化学,可对历史的兴趣依然不减。我喜欢历史小说(只要里面没有过多的暴力和性)。时至今日,只要一有机会,我就看历史小说。就像热爱科幻小说唤起了我创作科幻小说的欲望一样,对于历史小说的热爱自然而然使我怀有创作历史小说的愿望。

写历史小说对我来说是不切实际的,它需要大量的阅读和研究。我不可能把时间全花在那上面。我要写作。

我很早就想到自己编一段历史,然后据此写一本历史小说。换句话说,我可以写一本未来的历史小说——一本读起来就像历史小说的科幻小说。

我不用假装未来的历史这个主意是我想出来的。英国作家奥拉夫·斯特普尔顿(Olaf Stapledon)已经令人惊奇而十分有效地运用这种方法写了大量的作品。他写了《最早和最后的人》(First and Last Men)和《恒星制造者》(The Star Makers)。这些书看上去都像是历史书,而我想要写一本历史小说,一个有对话,有事件发生的故事,就像其他科幻小说一样,不过,它不仅讲述技术,而且还谈论政治和社会问题。

阿西莫夫还回忆说:

我想写未来历史小说的冲动始终萦绕于怀。我当时刚看完那本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History of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我已经看第二遍了。突然,我想到可以写一个讲述银河帝国衰亡的故事。

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我去找坎贝尔,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他听了激动不已。他不要单个故事,而要长篇的英雄传奇故事,没有结尾的故事,要关于那个银河帝国的衰亡,衰亡后随之而来的黑暗时代,第二个银河帝国的最终兴起,所有的故事都借助于一门杜撰的科学“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这门学科使故事中那些本领高超的心理历史学家能预测未来历史的重大事件。

后来事实证明,《基地》系列故事是我所有作品中最成功的,也是最受欢迎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又写了这些故事的续篇。在相隔那么长时间之后,这些故事甚至更加成功、更受欢迎。与其他故事相比,它们给我带来的财富和荣耀更多,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基地》系列中的大多数故事是我在海军航空兵实验站中混得彻底失败的时候写的。

向来,过去才是历史,昨天才是历史。阿西莫夫却与众不同,他的“基地”系列科幻小说写的是“未来的历史”,是“遥远未来的历史”,是“明天的历史”!

阿西莫夫所借鉴的是《罗马帝国衰亡史》,而他所写的“基地”系列科幻小说则是写《银河帝国衰亡史》。罗马帝国是实实在在曾经发生的历史,而银河帝国则是幻想中的虚构的未曾发生的“历史”。

阿西莫夫笔下的“未来的历史”,发生在非常非常遥远的将来。那时候,人类文明已遍及银河系的两千五百万个行星,总人口也大大膨胀,出现了一个异常庞大的宇宙帝国——“银河帝国”。

不可一世的“银河帝国”已经有了一万二千年的悠久历史,堪称“古国”。然而,数学家哈里·谢顿却计算出“银河帝国”衰亡的时间。谢顿指出,极权统治的“银河帝国”由盛而衰,民主、自由的“第二银河帝国”(简称“第二帝国”)取而代之,是大势所趋,历史必然。

哈里·谢顿又计算出,从“银河帝国”到“第二银河帝国”,中间要经历长达三万年的过渡时期。在这三万年之中,处于极其混乱、黑暗、痛苦的无政府状态。

为了尽量减少混乱局面带来的痛苦,谢顿想方设法把三万年的黑暗过渡期减少到一千年,这便是极其大胆的“谢顿计划”。

为了实现“谢顿计划”,谢顿着手建立“基地”。所谓“基地”,就是一个“单独、隔离、独立于帝国之外的种籽──为即将来临的黑暗时期保存实力,进而发展成第二帝国”。

谢顿建立了两个基地,帮助“第二帝国”早日接替“银河帝国”。这两个基地即第一基地和第二基地。

谢顿以编纂百科全书的名义,把一批物理学家集中在银河边陲的一颗小星上,建立了“物理学基地”——第一基地。他又在银河的另一端秘密地建立了“心理学基地”——第二基地,“他们是精神学家、是能触动心灵的心理史学家,能以集体心灵的方式进行研究,这样心理史学的进展将远比任何个别心灵单独研究更为迅速”。在这一千年之中,第二基地借着精神科学的发展,将培养出一批心理学家,准备接掌新帝国的领导权。

谢顿这样形容两个基地的不同作用:第一基地建立起一统政体的有形架构,第二基地则提供统治阶层的精神架构。

谢顿把两个基地视为“未来‘第二银河帝国’的种子”。他建立两个基地的原因是“为了预防万一其中一个失败,另一个还能继续下去”。

谢顿由于创建第一基地和第二基地,成了“基地之父”。

谢顿着手实现“谢顿计划”,第一基地的“一切都光明正大,它明刀明枪地不断扩展,在短短两个世纪间,声名就已传遍半个银河”。第一基地逐渐掌握银河系的主宰权。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异种人“骡”,破坏“谢顿计划”。第一基地千方百计求助于第二基地。第二基地却始终隐藏在黑暗的深渊中。糟糕的是,由于“骡”的作祟,导致第一基地和第二基地之间产生猜忌。最后,第二基地终于战胜了“骡”,使“谢顿计划”得以实现……

阿西莫夫这位“未来历史学家”,这位美国的“太史公”,用“史诗”般的笔触,用“基地”系列宏大的篇章,向读者娓娓动听地讲述了来自“银河帝国”、来自第一基地(通常称为“基地”)和第二基地以及来自那个“骡”的跌宕曲折的故事,把“未来的历史”淋漓尽致地奉献给读者。

“基地”系列科幻小说是阿西莫夫四百多部著作中的“华彩乐章”,也是世界科幻小说宝库中的经典之作。

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二十四岁时就构筑出汇率危机的初步模型,并在三十八岁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为杰出中青年学者而设立的“克拉克奖”。他在自传中称“我的启蒙导师是科幻小说大师阿西莫夫”。一篇关于克鲁格曼的报道中,是这样写及阿西莫夫“基地”系列科幻小说对克鲁格曼的深刻影响:

二十世纪科幻文坛超级大师阿西莫夫,从《罗马帝国衰亡史》吸收灵感而创作出的不朽科幻巨著《基地三部曲》,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而这部巨著也是克鲁格曼年轻时最钟爱的作品,正是这部作品引领克鲁格曼走上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阿西莫夫《基地三部曲》第一集《基地》的阿拉伯语译本的书名,竟是一个如今人所共知的词汇──“阿盖达”(阿拉伯文的意思是“基地”),本·拉登领导的恐怖组织和阿西莫夫的小说同名。这也促使一些专家猜测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很可能曾给予了本·拉登不少灵感。英国《卫报》曾对此作了详细报道。

专家认为,《基地三部曲》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书中贯穿始终的“心理史学”这一核心概念上。心理史学是阿西莫夫以物理学的“气体分子动力学”转化而成的社会学说。“气体分子动力学”不能估计每个分子的运动,但能计算出整体是膨胀还是收缩;同样的道理,心理史学不能预测个人的命运,但把经济及社会力量的影响导入模型后,便可准确地预测出社会的发展走向,甚至进一步在关键点导入适当的变数,进而改变以后社会发展的可能途径。

在自传中克鲁格曼坦陈,正是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促使他进入了经济学领域。“我热爱《基地三部曲》,书中利用经济及社会力量导入模型而拯救银河帝国文明的心理史学让我难忘。在十几岁的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拯救文明的心理史学家,但是很不幸的是,这个学科至今除了存在于阿西莫夫的作品中外,还没有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我相信,有一天,一个综合的社会学科一定会出现,正如阿西莫夫在书中所设想的那样。”

克鲁格曼只是“阿迷”中的一个,是阿西莫夫“基地”科幻小说的诸多读者中的一个,从他的自述中可以看出阿西莫夫简直成了他心中的偶像!

在中国,阿西莫夫的科普著作的中译本,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阿西莫夫的“机器人”系列科幻小说也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而且拥有多种中文版本。然而,阿西莫夫的精华之作“基地”系列科幻小说,却只有中国台湾先后出版了两个不同的中译本,译者分别是叶李华和钟杰甫。在中国大陆版一直没有出版。

叶李华教授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利分校理论物理博士,也是台湾著名科幻小说作家。他是“铁杆阿迷”,系统翻译了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七卷、“帝国”系列三卷以及《机器人短篇全集》。正因为这样,这一回,四川天地出版社出版台湾英文汉声出版有限公司的叶李华先生的中译本,无疑是中国大陆广大读者的幸事。在国门大开的今日,中国大陆引进的西方科幻小说品种繁多,原创的科幻、魔幻以至玄幻小说也琳琅满目。然而,在我看来,经典式的、重量级的阿西莫夫“基地”系列科幻小说,仍是中国大陆众多科幻迷们的首选。

台湾版阿西莫夫“基地”系列科幻小说,刊有张系国教授的《张系国谈艾西莫夫》一文。张系国教授是电脑专家,美国匹兹堡大学电脑系主任,同时也是台湾科幻小说的领军人物。他主编台湾《幻象》杂志时,曾邀我担任编辑顾问。遵三联书店“老总”董秀玉女士之嘱,写下这篇导言,忝为《张系国谈艾西莫夫》的补充,向读者介绍阿西莫夫其人以及他的“基地”系列科幻小说,算是阅读这七巨册庞大科幻书系的“背景提示”。

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于上海“沉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