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向木星俯冲时，飞船的速度终于加快了。当它穿越那四颗外部小卫星的杳无人烟的重力地带时花了很长时间——木卫九、木卫八、木卫十二和木卫十一——它们在各自的逆向扁椭圆偏心轨道上摇摆不定。这些毫无疑问都是被俘虏的小行星，形状完全不规则，最大的一颗直径仅三十公里。除了行星地质学家，没有人会对这些粗糙皴裂、棱角峥嵘的大石头感兴趣，它们在效忠于太阳还是木星的问题上始终举棋不定。总有—天，太阳会把它们再次彻底俘虏。
但木星仍可以留住第二群的四颗小卫星，它们比其它卫星距木星要近一半。木卫七、木卫十、木卫六、木卫十三挨得相当近，并在同一平面上运行。曾有人推断它们原属同一个母体；如果的确如此，它们的母体直径可达—百公里。
虽然只有木卫十一和木卫十三足够靠近到肉眼能观察其表面，它们就象老朋友一样受到热烈欢迎。这是历经长长的海上漂流后第一眼看到的陆地，木星边沿的航标屿。最后几个小时飞快地流逝；整个任务最关键的时刻——进入木星大气就快到了。
看上去木星已经大于地球天空中的月亮，而且还能清楚看到巨大的内部卫星环绕着它。可以看见它们明亮的圆盘和绚丽的色彩，但距离还是太远，所以无法认出显著的标记加以区分。它们表演的永恒芭蕾——时而消失于木星身后，时而显现出来，拖着长长的阴影尾巴穿越亮面——是带有无尽魅力的奇观。这正是自伽利略差不多四个世纪前首次发现以来，天文学家观察已久的运动方式，但唯有列奥诺夫号的乘员们是活着的人中少有的能亲眼看到这一切的人。
拉据式的象棋比赛已告终了；空闲的时间花费在天文观测、或是促膝交谈、或是聆听音乐，同时常常凝视着外面的景观。而至少船舷浪漫曲正达到了高潮：马克斯·布雷罗夫斯基和冉尼娅·马申科频繁的幽会成为大家善意取笑的对象。
在弗洛伊德看来，他们两人并不般配。马克斯是个身材高大、白肤金发的漂亮小伙子，曾参加了2000年奥运会并一举夺得桂冠。他虽然已30出头，却有着一张坦率的脸和几乎是孩子气的表情。这不完全是个误解，尽管他作为工程师的业绩极为优秀，弗洛伊德常会感受到他的天真和不谙世事——一个谁都会愿与之谈话、但却不会持续太长时间的那种人。虽然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精湛娴熟，但除此而外，他虽有魅力却相当无知。
冉尼娅——29岁，飞船上最年轻的—个——仍让人捉摸不透。由于没人愿意谈起此事，弗洛伊德无法得知令她受伤的是何种事件，他在华盛顿的消息来源也不能提供任何情报。极为明显地，她遭遇过某种严重的事故，但也可能不会比一次汽车相撞更不寻常。认为她曾执行一次秘密太空任务的说法——只是盛行于苏联之外的神话的一部分——可不予考虑。多亏有了全球跟踪网络，五十多年来这种事完全不可能会发生。
冉尼娅的身心毫无疑问地受过伤害，她还被另一个阴影笼罩着。她是飞船起飞前最后一刻换上的替补，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伊琳娜·雅库尼娜本应是列奥诺夫号上的营养学家和医疗助手，但她不幸与一架悬垂滑翔机相撞，造成了大面积骨折。
每天格林威治时间18：00，七位船员和—位乘客就会聚集到船桥上隔开厨房和睡舱的小小公共休息室中。中间的那张圆桌刚好够八个人挤在一块儿；等到钱德拉和科诺也醒过来，这张桌子就坐不下了，还得在别处安两个位子。
虽然“六点苏维埃会议”，他们这样称呼每日例行的圆桌碰头会，很少超过十分钟，但它在保持士气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牢骚、建议、批评、进度报告——什么都可以提出来，只要议题不会遭到船长的否决。事实上否决权极少被行使。
会议不存在什么议程，典型的话题是要求更换菜单、请求更多与地球联系的私人时间、对电影节目的建议、传播新闻和闲话，还有以压倒多数对太空美国分遣队给予善意的嘲笑。弗洛伊德警告他们，当他的同伴们醒来时，人员比例就会由1：7上升到了3：9。他没提到自己的私人看法：科诺一定会比船上任何其他三人讲得多而且叫得响。
弗洛伊德醒着的时间大多在公共休息室度过——部分原因是，虽然它很狭小，但比起自己那个小得可怜的容身之地来，更不容易使人患幽闭恐怖症。这里装饰美观，所有可用的平面都挂上了美丽的海陆风景照、运动照、影星照和其它让人联想到地球的装饰品。令房间豪气倍增的是里昂列夫亲笔画的油画——“月球之侧”。1965年，当他还是个年轻的中校时，他就乘坐“日出二号”升空，并成为人类历史上在太空漫步的第—人，就在这一年，他也完成了这幅画作。
这幅画很明显出自—个才华横溢的业余爱好者之手，而不是专业画家，它展现了多孔的月球边缘，而美丽的“虹湾”（月球上最美的名胜，每逢太阳一照，看起来就像珍珠项链般美丽。——重校者注）——就象彩虹缤纷的海湾——嵌在前景中。在月球的地平线上悬挂着的，如同巨大的幻像，是一轮纤细的眉月般的地球，正处于这颗行星黯淡的夜色中。更远处是灿烂辉煌的太阳，日冕如同皇冠上的彩带，飘拂在它四周，向空间伸延达数百万公里。
这是一幅惊人瑰丽的作品——也是对仅仅三年后就实现的未来的前瞻。在安德斯、鲍曼和洛弗尔乘坐阿波罗八号的航程中，当他们1968年圣诞节那天观看地球自远端升起时，他们将亲眼目睹这壮观的一幕。
弗洛伊德对这幅油画极为欣赏，可同时又有着悲喜交融的复杂情感。他不会忘记，这幅画比船上其它所有人的岁数都大——只有—人例外。
阿列克斯·列奥诺夫作此画时，他已满九岁了。
